众所周知，《封神》小说的第一层框架，是殷周鼎革、武王伐纣的历史。古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周代以来的各种历史文献。
这是《封神》小说的第一个源流。《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朝末年，帝乙之子受即位后，殷商江山走向末路。受就是商纣王，也称帝辛。
史书中的纣王，前半生具有上古英雄般的风采，他天生神力，能徒手与猛兽格斗，而且天资聪颖，反应迅速。
天才帝王往往自视甚高，纣王也是如此，他在位时，仗着自己武力值高，多次出兵讨伐周边方国、部落，导致东夷各部乘机发动叛变。
这些战争虽然使商朝获得大批俘虏，但大大消耗了殷商的国力，也让纣王逐渐失去民心，故《左传》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从战场上回到都城朝歌，纣王为政倒行逆施，为人荒淫残暴。纣王为充实国库，横征暴敛，用从百姓手中搜刮的赋税修建高大巍峨的鹿台，用天下的五谷粮粟充实钜桥的粮仓。
当时，南自朝歌（今河南淇县），北至邯郸（今属河北），到处都是纣王的离宫别馆，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让男男女女在其中裸奔，欢饮达旦，沉溺于奢侈腐化的生活中。
纣王估计是个虐待狂。史书记载，他制作炮烙酷刑，在铜柱上抹上油，柱子中点燃炭火，命令有罪者行其上，看着他们一一坠落，就这样找乐子。
在用人方面，纣王重用崇侯虎等奸臣，残害比干等重臣。《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对比干的劝谏心生厌烦，对比干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随后命人剖开了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
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妲己设计害比干”的原型，但在史书记载中，最初只是残暴的纣王一意孤行，并没有妲己的撺掇。
此外，大臣梅伯直言进谏，被纣王剁成肉酱；受到百姓爱戴的贤臣商容，遭到纣王罢免驱逐；九国的九侯（《封神演义》中东伯侯姜桓楚原型）将女儿献给纣王，纣王却以其女儿不讨喜为由，将九侯处死；鄂侯（《封神演义》中南伯侯鄂崇禹原型）为了劝阻纣王，也被处以极刑，做成肉脯。
在殷商的西部，周人的首领姬昌（即周文王）得知九侯、鄂侯的遭遇后，暗自叹息。嫉贤妒能的崇侯虎乘机进谗言，姬昌受到猜忌，被纣王召见后囚禁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
悲愤之下，姬昌在狱中演算成《周易》的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后来，姬昌死里逃生，被释放回周地，一边仍旧“夙夜不懈，以服事殷”，小心翼翼地做纣王的臣子，一边礼贤下士，招纳人才，暗地里结好诸侯，拉拢反对商朝的小国。
等到力量壮大后，周文王派兵攻打黎国、崇国，讨伐当初诬陷自己的崇侯虎，将都城从周原（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向东迁都至丰京（今西安市长安区），打开通往中原的门户，使殷商受到来自西面的直接威胁。
这段历史，被称为“文王翦商”。
《尚书》记载，周文王出兵黎国后，有大臣跑到纣王那里报告，说：“殷商的天命将要丧尽了，就是因为您荒淫暴虐，自绝前程，所以上天抛弃了我们！如今殷商的子民都在说，上天的威灵怎么还不显现，殷商为什么还不灭亡？您说如今该怎么办呢？”
纣王听后，依然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说：“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当国君，这不就是顺应天命吗？”殷人推崇神意天命史观，从现已出土的甲骨文可知，他们迷信占卜，认为年成的好坏、国君的任命都是上天决定的。
纣王自以为是上天的代表，他不认为殷商的天命及其王权会被他人取代。周人则认为，周灭商是一场“以至仁伐至不仁”的仁义之战，类似于后世儒家推崇的民意天命史观，“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史载，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姬发即位的第二年，便会盟诸侯，观兵孟津（今洛阳孟津区）。史载，当时，“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他们齐声高呼：“纣可伐矣！”谋臣姜子牙却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对周武王说：“当天道还没有灾害先兆时，不可以首先倡议征讨；当人道没有出现祸乱时，不可以先行谋划兴兵。一定要既发生了天灾，又看到了人祸，才能筹划兴师征伐。”
于是，周武王决定审时度势，对诸侯们说：“你们未知天命，还不可出兵。”纣王继续穷兵黩武，施行暴政，不久后，殷商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商朝的少师、内史等大臣纷纷持祭器、乐器、图法等叛商奔周。
周武王认为有机可乘，便大会诸侯，率众伐纣。伐纣前夕，周武王让人用火灼龟甲算了一卦。
龟卜，是商周时期的国家大事，特别是战争之前，总会用占卜结果来预测吉凶。然而，此次卦象极不吉利，又突然下起暴风雨，似乎表示苍天不许。诸臣惊慌失措，只有姜子牙力排众议，坚持劝说周武王出征。
姜子牙知道，凶卦不为凶，只因天命在周。于是，在龟兆不吉的情况下，周武王仍听从姜子牙的建议，带兵东出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决战。
纣王用大批民众和奴隶仓促编入军队，等到周军兵临城下后才筹划应敌对策。周武王却率先安定当地民众，宣传他们要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纣王，不会伤及百姓，并向全军发布动员令，历数纣王的罪行，宣称自己是执行天罚。
由于纣王已经失去人心，这场决定两个王朝命运的大战，仅用不到一天就分出胜负，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
商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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