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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南水北调,古有南粮北运,其创始人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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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开辟的大规模海运粮食通道,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解决了南粮北运的难题,给当时的京师地区提供了强大的物资保障,带动了经济的大发展。它的创始人竟然是曾经赫赫有名的两个海盗朱清和张瑄。

新都急需物资保障

元朝建立后,建都在今天的北京,号称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京城的粮食需求量非常大,据史料记载,元朝一年要征收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十石粮食,其中将近有一千万石出在南方。因为那时的经济中心仍在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大批的粮食需要从南方调运到京师大都。

这么多的粮食,要从江南地区运到大都,漕船必须从浙江各地经江南运河,集中到扬州,再经淮南运河,路过高邮等地,到达淮安进入准水。然后转入黄河(当时黄河合并在淮水下游流入东海),逆流上行,直达中栾旱站(今河南省黄河北岸封丘县境内)。到这里水路终止,必须将漕粮用车载或牛驮经陆路向北运到淇门镇(今河南淇县南),重新入御河(今卫河),向东北经临清,再北上过直沽(今天津市),经河漕渠,到达通州(在北京东面)。整条漕路迂回曲折,而且有的河渠虽然进行过多次整治和开发,但还是时通时塞,无法保持漕船的畅通无阻,这使漕运非常困难,所以元都经常出现粮食供应不上的现象。

为了解决京师的漕粮运输问题,必须另想办法。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想起了曾经海道载运南宋图籍的事情,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用海船来运粮的建议。原来先前伯颜率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时,籍掠宫殿及诸省、院、寺的乐器、祭器、郊天仪仗、宝册、图书等大批物资。由于当时淮东地区仍为南宋军队驻守,元军所掠夺的这些物资无法取道运河运往京师大都。伯颜就命令当时招降的海盗朱清、张瑄二人将所掠之物用海船载运,因为二人常年漂泊海上熟悉海运道路,当时是从崇明由海道运至渤海湾直沽,再由陆路转运往京师。海运的成功,为后来元朝大规模海运粮食开辟了通道,朱清和张瑄就成了元朝海运漕粮的主要创始人。

海运漕粮的事,早已有之。据文献记载,海运漕粮的方法,秦朝就已经有过。《贾子新书》载,秦时“输将(粮食等)起(自)海上而来。”到了隋唐,也有过海运槽粮的事。隋炀帝征辽东所需的军粮,就是从莱州入海运到辽东的。杜甫《后出寒诗》中写道:“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他在《昔游诗》也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陵蓬莱”。意思说在幽燕辽海一带经常打仗,供给非常繁重,粮食布匹都是从江浙一带海运到山东。这两首诗都提到了海送漕粮之事。

虽然元以前就有海运漕粮,但为数不多,多数只是在战时运送军粮,规模也不大。大规模海运漕粮,则始于元朝。元代时已经能制造适应航海的大海船;而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在技术上则已经非常成熟。这些都给元朝大规模海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忽必烈采纳了丞相伯颜的建议。

海盗成了海运官员

那么朱清、张瑄是何许人也?怎么当了海盗呢?又如何成了元朝的官员呢?

朱清、张瑄是宋元之际活跃于东海、黄海和渤海的著名海盗。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宋季年,群无赖子相聚,乘舟钞掠海上,朱清、张瑄最为雄长,阴部曲曹伍之。”

朱清,字澄叔,浙西崇明州姚沙人。南宋末年,濒海姚沙初涨,朱清母亲集亲旧十余家。“缚芦为屋,捕鱼以给衣食”。朱清家境贫寒,少时随母捕鱼和樵采,贩柴为生。他早年因家底贫困,为谋生计,到富豪杨氏家当雇工。这个姓杨的东家拥有几艘沙船,驾沙船经商致富,成为富豪。杨为富不仁,压榨雇工,朱清不堪受其压迫与凌辱,愤恨之下杀了杨氏后亡命海上。朱清在海上“亡命集党,为之渠魁,操舟贩鬻私盐,兼事剽盗”。后来,朱清贩运私盐入吴淞江,到新华镇易米,遇到张瑄,二人顿觉意气相投,就结为兄弟,一同驾船出海当起了海盗。

张瑄,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定八都新华村人。他自幼失去父亲,“从母乞食,及长,丰姿魁岸,膂力过人,好饮博,乡里以恶少年目之。”张瑄与朱清结伙后,“同枭其群”,从事贩私盐与海盗活动,反抗官兵。后来,朱清与张瑄被巡盐官吏速捕,同时被捕共十八人,投入平江军狱,等待处死。浙西提刑洪起畏监刑,行刑前,起畏见朱清张瑄气宇非凡,“奇其状貌”,私下赦免其死,因谕之曰:“今中原大乱,汝辈皆健儿,当为国家立恢复之功”,遂释放他们。

朱清、张瑄虽然被洪起畏偷偷释放了,但官府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追捕,所以他们被迫携老幼乘船出海,率众驾船扬帆东行,后来到了文登、夷维诸山,北见燕山与碣石,一带海上活动。此后他们“南自通州,北至胶莱,往来飘忽,聚党至数千人,海舶五百艘。所至骚然,濒海沙民富家苦之,官吏莫如何也。”后来他们发展到由五百艘海船和数千人组成的海盗武装队伍,只抢官宦和“沙民富家”,从不侵犯穷苦百姓,因而获得贫穷沙民的拥护与支持。

朱清、张瑄为了更好地在海上航运生存,十分注意开辟与发展海上交通航道。他们责令船队部属驾船航行,务必留意观测东海与黄海、渤海各处航道深浅,海水流向、缓急,记识海中泥沙浅角岛屿、礁石、河洲的方位,从而使驾船者人人心中有张“航海图”,保证船只航行迅速与安全。朱清、张瑄船队在海上活动了十五、六年,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熟悉南北海道,摸清长江口与海洋交汇水域中向来被视为“不可渡越”的“料角”险滩具体情况。从而使船只进出航行畅通无阻。这些都为后来他们开辟海上漕运通道打下了基础。

朱清、张瑄他们纵横海上时,正值宋元政权更迭之际。元王朝大军南进,却遇到了江海作战的难题。朝廷已经掌握了海盗朱清张瑄的活动情况,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海盗就轻视他们,决定廷议招抚朱清张瑄,利用他们的海船和部众,帮助朝廷进攻南宋,以解决兵船不足与海上行军,作战等问题。

朱清、张瑄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属下几千弟兄的出路,最后决定降元,元朝廷授予他们行军千户职,其下属则授百户,总把等军职,录元军左翼。至元十三年(公元年)二月,元朝宰相伯颜统领元军大举进攻馅南宋都城临安时,伯颜就命朱清、张瑄将所掠之物用海船载运,从崇明由海道运至渤海湾直沽,再由陆路转运往京师。

开辟海上漕运大通道

元世祖忽必烈对伯颜的建议甚为重视,他深知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漕运,非朱清、张瑄这样行家里手莫属,立即诏命朱清、张瑄全权负责海上漕运,并命他们造六十艘平底船运粮,于至元十九年()装载粮谷四万六千五十石,从平江刘家港发运。首次海上漕运,缺少经验,漕船航行沿山求屿,难免风信失时,以致至第二年才抵达直沽,运到大都的粮谷有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这是海漕首航成功,为海上运输漕粮积累了实践经验。

海上漕航线既通,元朝廷就罢了河运,行海道,立万户府工,以朱清为中万户,赐虎符,张瑄为千户,主持海漕事务,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廷擢升张瑄为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朱清为明威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他们并为海道运粮万户,佩虎符。至元二十四年()元朝廷设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并增置两万户府。以朱清、张瑄海功,授于宣慰使。随着对漕粮需求量增加,元王朝更加重视海上漕运。至元二十五年()内外分置两漕运司:内为京畿漕运使司,主管大都九仓收支粮斛并站东趱运等事务;外为都漕运使司,每年江南粮斛解到达直沽时,中书省即派重臣专程前往“接运”。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廷又根据朱清、张瑄主持海漕事务的需要,在其下属设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忤督岁运。新机构的建立与朱清张瑄为加强海漕事务有关,故云“漕运万户之有府有官,始朱、张”。

海漕新业创兴,遇到不少因难,由于海上气候变化莫测,加上海洋地理环境复杂,开辟海道及漕运,屡遇艰险。因此必须寻找和开辟安全、便捷的海上漕运运航线,从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十年间,航道先后变更了三次:据危素《元海运志》与《元史·食货志》记载,最初的海上漕运航线从平江路刘家港(今江苏太生东刘河镇)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河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屿而行,抵淮安路盐城显,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与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经成山抵直沽。至元二十九年(年),朱清等人以这条航线险恶,便另开辟一条航道,从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扁担沙、大洪,再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家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翌年,朱张属下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避开近海浅河,取道远海航行,凭风力走太平洋西部,黑潮暖流西边的支流流向,漕船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进入深海,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沙门岛,过莱州大洋,人界河。这次的航道较前既短且快。漕船俟“四、五月南风起,起运得便风,十数日抵直沽交卸”。盖自海上至直沽杨村码头,计水程“一万三于三百五十里”,航程时间从两个月余缩短为“十数日”。这祥,海上漕运更加方便、快速,运量大增。海运漕粮由开初的几十万石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年)的一百五十几万石,再到元武至大二年(公元年)的二百四十六万石;到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年),更是增加到三百五十二万石。

如此巨大数量的漕粮海上运输,需要动用许多大型海船。朱清、张瑄初办海上漕运时,即打造六十艘平底船,用于装载运输漕粮。此后,随着漕运量逐年增加,投入海上漕运的海船每年千余艘。据《大元海运记》云,延祐元年()和天历二年(),海上漕运船多达一千八百艘。为适应海上清运发展的需要,漕船也逐渐由小型号向大型号发展。初时,漕船载粮仅三百石左右,后因漕运量大增和漕船航行外洋深海航线,打造和使用了尖底大型海船,大者可载漕粮八九千石,小者也可载二三千石。这种大型海船时人称之为“万斛龙骧“和“巨艘大舶”。

这种大型海船不但宜用于海上漕运,而且还可以用于海外交通贸易,在元代,驾驶海上漕船的船户为数众多,有的是临时应征的,也有固定的专业船户,约有八千户。众多的船户拥有自己的海船,以航海漕运为业,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并传给后人。到了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宝船”多是元代船户后商子孙打造的,梯航“西洋”的大副、舵工、水手,也多是元代船户的后裔子孙。

创行海上漕运的意义不仅是促进海运事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海漕之事,其有关国计,为甚重矣”。《元史·食货志》称海上漕运为“一代良法”,因“兴办海漕,民无鞔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明代政治家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书中将漕粮海运同陆运、河运作了比较,说明其优点及经济效益。他说:“自古漕运所从之通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人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计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计七、八。”

明代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海上漕运有运量大、省费、国计足等“十二利”。海上漕运不仅有经济利益,而且还有军事意义,“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边海之人,诚万世之利也”。明代的政要和学者纵论元代海上漕运之利,实际上就是对朱清、张瑄功绩的肯定。

元代海上漕运航线,成为南北经济联系的大动脉。江、浙、闽、粤等东南行省所产的农、工货物及海外“番货”,汇集朱清张瑄开府的太仓,然后用船载运,从刘家港航海北上直沽,转运至京师大都;漕船返航时,又将北方的豆、谷和梨、枣、反毛等土特产运回南方。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一条从太仓、刘家港到直沽的海上交通运输航线。这条海上航线在促进北货物交流,加强经济联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海运积累了航海经验

朱清、张瑄不仅开辟了元朝海运事业,而且由于他们成年累月地和惊涛骇浪进行斗争,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尤其是属下那些舵工和艄公,长年在“渺无涯际”的“万里海洋”,“惟凭针(指南针)路,定向行船,仰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根据风信、潮汛,随机应变,保障了航行的安全。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他们把宝贵的经验编成歌诀。如气象方面的有:

日落生耳于南北,必起风雨莫疑惑;

日没观色如胭脂,三日之中风作厄;

如还接日有乌云,隔日必然风雨逼。

等等,其他潮汛、风信、占天、占云、占虹、占雾、占海等方面的许多歌诀。这些歌诀,直到现在,我国许多沿海地区的船工、渔民还在应用这些经验,并且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

除这些歌诀外,元朝的海运还给后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航路指南,这对于以后的航运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海上航行时,在航道上还有很多浅滩暗礁,给安全航行带来了不少困难,往往发生船沉人亡的惨剧。为此,从元至大四年()开始在航道险要之处,都设有各种标志,来指挥船只。先是在长江口的西暗沙嘴设置了航标船,船上树立标旗,指挥船只进出。延祐元年(),又在江阴的夏港、需沟等九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十二月,又在龙山庙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每当春季漕运开始,土堆上白天高悬布幡,夜间悬点灯火,以指挥船只行驶。这些航标的设置,对于保障航行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海运航标就发展起来了。

海上风涛不测,航行途中,常会遇到风暴。如果不采取措施,赶紧避风或抛锚的话,粮船就有漂溺的危险。这样,就需要寻找一些天然的避风港和海底底质较好的锚地。朱清、张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安排漕丁、漕夫们去了解每个海区的海底底质。他们在北海找到了许多天然的避风港和优良的锚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乾皮岭、杨林子、长滩等达二十多处。这些地方,自元以来,成了我国海船的优良泊所。我国古代的海运,通过元代大规模的海运漕粮,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朱清、张瑄二人也因开创元代海运而载入史册。同时,也给朱清、张瑄两家带来了无尽的权势和财富。就连他们的子女、族人、家奴等也被封为百户、千户、万户,佩金银符者多达百余人。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引来众多嫉恨,于是“屡被人言”。忽必烈在位末年,关于朱清、张瑄在“滨海有异志”,属“怀异图者”的举报不绝于耳。他一律不予采信,认为朱、张两人“有劳国家”,应当“重其(漕运)功”,予以“保护”。忽必烈去世后,元大德六年(年),诋毁朱清、张瑄的言论再度甚嚣尘上,两人遂被逮捕入京,并被查封家产、没收军器船舶,子孙流放漠北。朱清气愤不过,用头撞墙而死,张瑄则死在狱中。一代海上枭雄,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唏嘘叹息!

作者: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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