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将人生的理想或境界，概括而为“内圣外王”。他们说，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内圣外王，”就可以说是“圣人”了。
具体说来，大凡“内圣”指的是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外王”指的是一个人外在的事功；一个人若既有高度的内在修养，又有显赫卓越的外在功业，达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就是“圣人”了。孔子的后代子思说过：
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引自《礼记·中庸》）
这里所说的“成己”与“成物”，实际上指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在历史上，一个人要真正做到既“内圣”又“外王”，是相当困难的；一般有成就的人，也是或偏重于“内圣”，或偏重于“外王”，很少有做到“两全”的。
图│周公像周公是历代儒家所推重的人物，也是可以与尧、舜、禹、汤、文、武相媲美的人物。在传统儒家的思想中，能获取这样的资格当然是无上光荣的。
但是，对于周公这个人是否真正做到“内圣外王”，达到了“圣人”的标准，人们仍然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而我们以为，《中庸》当中说过的一句话，即：“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在周公的一生言行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定的证据的。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从他的所作所为谈起。历史上的周公，首先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出现的。可以说，他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政治。在商朝末年、西周建立之初，他作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当时波谲云诡、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将周公作为古代儒家所推重的圣人来考察，在“内圣”与“外王”之中，“外王”即其事功的一面，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叙述其“外王”的一面，也是我们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简捷途径。
周公杰出的政治才能与巨大的业绩，在其辅佐武王灭纣过程中就已显示出来；到西周政权建立后，他成为巩固西周政权的关键性人物，可以说，他是西周王朝守业第一人。
历经磨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周公的父亲姬昌，在其得力辅佐姜太公的帮助下，终于把一个相对弱小的西方部族，发展成为一个足以与当时的大国殷商分庭抗礼的诸侯国家，甚至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地位。
但是，就在这灭商大功垂成之际，他却溘然长逝了。他的次子姬发，继承父业，决心完成父亲所未竟的事业。早在这以前，长子伯邑考就已经为纣王所害，当时文王姬昌正被囚于牢里。伯邑考是武王姬发、也是周公的大哥，本是一位仁孝而有作为的王子，可惜命运太蹇。周公名叫姬旦，是文王的第四子。#周公#
在周文王去世后，周公就积极地辅助武王去完成灭商的事业。当时武王有两个最主要的助手，一个就是周公，职务是“辅”，掌管政务；另一个便是姜太公，这时被任命为“师”，掌管军事。
《史记·周本纪》对此事记载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关于姜太公，人们都很熟悉，他是中国古代一位传奇说的人物，在武王时代，他作为文王老臣，以其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为灭商建周作出了巨大贡献，此不必多说；如公、毕公等，也是周武王的好助手。
武王姬发是其父一位尽职的继承人。他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尽心竭力，而又不轻举妄动，颇富有决断。直到他即位的第九年，在姜太公的策划下，他亲自率军东征，才揭开了伐纣灭商战争的序幕。
图│周公教子但是，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了周师，尚有“八百诸侯”前来参加)，仍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只是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会师后中止。这次伐纣战争的大规模演习，周公作为武王的主要辅佐之一，当然也参加了，并起了重要作用。
在盟津会师两年后，周武王再次兴师，率各路诸侯大军向商纣王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在离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南七十里的牧野，决战开始之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阵前誓师，并发布了相传由周公草拟的誓辞《牧誓》。
在《牧誓》中，武王历数了纣王的四大罪状：第一，宠信妇人妲己，对其唯言是听，昏乱朝政；第二，不祭祖先，祸国殃民；第三，不任用同宗兄弟，有违伦理；第四，招纳信用四方逃亡罪人，纵容他们残害百姓。同时，宣布举师伐纣乃是“行天之罚”，以激励士气。
由于武王这次率师伐纣之时，商朝政治昏暗腐败，其内外大臣早已众叛亲离，人民更是怨声载道，欲推翻其暴政已是很久，因此，大军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便攻入商朝都城。纣王临时组织起来的十七万民众，也出现了“前徒倒戈”。纣王在绝望中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武王伐纣、灭商之举，从其表层、直接的意义上说，算是完成了其父王的夙愿，也完成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一项伟大功业。但是，从更深刻的角度看，如何在被推翻的商朝废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并将其发扬光大，是一件比兴师推翻一个腐朽的商政权更为艰巨的工作。
因为，就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新建立的周政权是不可能照搬原来纣王留下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的，新的制度必须以新的面目出现；而从实力上说，商族本是一个大族，并且还有不少的盟友，要真正使他们听从周政权的指挥，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而周公的巨大贡献，正是表现在建立和巩固新兴的周政权上面。
为了安抚商朝遗民，在灭商之后，武王采纳了周公的建议，使这些商朝遗民仍留在他们的故土上，实行殷人就地自治和周人在周围监视的温和政策。
这样，便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商朝故都，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统率殷族遗民；又封自己的弟弟叔鲜于管（今河南郑州），叔度于蔡（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蔡城），叔处于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对武庚构成南、东南、西的三面监视圈，史称“三监”。
这一政策，在短时间内，没有暴露出什么弊端，但是，不到两年，由于武王的早逝，因而产生了王位继承及周王室内部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从而成为周初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的导火线。
图│分封诸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自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以来，又历经长达近五个世纪的商朝统治，也经历了其缓慢的发展、演变过程。
如果说启在大禹死后，以禹之子的身份继承王位，开启了我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家天下”的历史，那么，这种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尚是很不完善、也很不深刻的。如与君主专制密切相关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夏朝并不稳定，在商朝也是一样。商朝国王去世之后，有很多“兄终弟及”现象，并不一定就传位给长子。
但是，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到了周初，就已经表现出来，与商代有很大不同。因此，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确立，也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武王去世之后，其年幼的儿子姬诵继承王位，是为周成王，这看来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对于一个新兴的周政权来说，要年幼而无执政能力的成王去实际负责处理重大的政治变故、一系列具体而又复杂的政治事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负起实际的首领的重任。
于是，在众多的王族和老臣中间，周公以叔父兼武王主要辅佐的身份，凭着杰出政治家的胆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出来代替成王摄政行事。
本来，由周公出来摄行政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在武王留下的老臣中，姜太公和周公旦是最主要的两位，但姜太公毕竟不是王族人员，而且也已年迈，其过去的职责也偏重于军事方面。武王的兄弟中，管叔虽然比周公年大，排行老三，但当时他又在外地，担负起监视纣王之子武庚的重任。
并且，即使其在朝期间，他的政治表现，似乎也没有周公杰出，所以不曾是武王的主要助手。当时王族和武王旧臣中，似乎也挑选不出比周公更具资格出来摄政的人。
但是，武王去世而成王年幼，毕竟是周王室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一次机会。因为，作为武王的兄弟，管叔和蔡叔、霍叔等人，要求参加这次权力再分配，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们的这种动机却采取了一种危险的手段来表达。
这个时候，管叔挑头，串通群弟，在首都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到处散布流言，说是“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即言周公有取代成王成为实际国王的野心。
谣言四起，甚至连姜太公、召公这样的重臣也不免对周公产生了猜疑。随后，管叔、蔡叔、霍叔又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周公的讨伐。
更为严重的是，一直怀有复仇心理和复辟企图的纣王之子武庚，利用这个时机，率领殷族遗民和殷商的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东北）、徐（今山东临沂一带）、淮夷（今江苏、安徽一带）以及熊、盈等十七国，进行反叛。而管、蔡、霍“三监”，竟不顾周族利益，与这些反叛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向年轻的周政权发起了进攻。
而且，由于武庚的反叛，也使这场本来属于周王族兄弟间争夺最高政治权的内讧，转化而为具有双重性质，与商、周之间复仇与反复仇、复辟与反复辟的外争结合在一起了。毫无疑问，这大大增加了周公欲维护新政权的难度。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又遭恶言诽谤的不利处境，周公想到的不是首先去洗刷自己，向世人表白自己并无篡位野心。他没有这个时间。他想的只有一个，即如何使刚刚建立的西周政权免遭灭亡之灾。
因此，在向姜太公、召公等人进行一番解释、并征得他们同意和支持后，他毅然出征，以周成王的名义，率师去镇压“三监”和武庚的叛乱。由于这一命令又遭到许多王族成员、大臣和诸侯的异议，他们顾虑征讨有许多困难，而且也不忍心去镇压自己的亲人甚至长辈。
图│周公庙于是周公发布了《大诰》，申明这次出征的必要性。不久，便行色匆匆、亲自统率东征大军踏上了征途。
周公的这次东征，实际上是第二次灭商战争。因为，在武王率师灭商时，几乎并没有遇到纣王的正规部队，所遭遇的只是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奴隶部队。而且在灭商后，武王采取了周公提出的较为温和的治理殷族遗民政策，使殷商的残余势力没有受到多大触动。在以后的两年中，正好有了一个喘息、调整的机会。
这次东征再加上周王族内部的内讧，“三监”与武庚叛乱势力相勾结，使各种关系变得错综复杂，难以速胜。
经过三年的鏖战，东征终于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对管叔及武庚叛乱集团的征伐，周公不仅诛杀了管叔和武庚，流放了蔡叔，逐杀了流亡的殷爪牙飞廉，而且灭掉了奄、蒲姑等东方十七国，占领其广大土地，使周朝的版图延伸至东海之滨，使殷商残余势力的复辟希望成为泡影。
从此以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就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尽管走向稳定的政治统一的道路仍是艰难曲折而又漫长坎坷的。
不仅如此，东征还使以周公、姜太公、召公等人为核心的周政权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对于当时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当务之急的处理殷遗民问题，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确保了周政权的巩固。
这三项措施是：第一，迁都洛阳，加强王室对新开拓的东方地区的控制；第二，在各战略区域内继续建立和落实、加强一些封国，从点和面上稳固地支撑住新建立的周政权；第三，分离殷人，强令其离开故土，分别交由周王、王族、殷人中的亲周派直接严加管束。
通过这三项措施，使殷人以后基本上已无力掀起反叛的大波浪，周政权可以较为放心地去从事自己的政权和制度建设。
在以后的岁月里，周公为营建东都洛阳，把首都从西部的镐京迁到洛阳，并将“殷顽民”从殷墟强行迁至此地，不辞劳苦。如营建洛阳城，他先派召公前往洛阳一带察看地形，又亲自前往指挥新都的营建。
他调集大批殷人，把位于水东岸的商朝洛邑，扩建为周城（今洛阳白马寺东），用来安置殷遗民；又在西岐构筑王城（今洛阳西王城公园一带），作为周天子寝宫和听政所在。这样，这个新建的都城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首都：一大群被推翻氏族中的最顽固分子，与胜利一方的君主及其中央机构，还有一支占王室直辖主力军（二十二个师，五万五千人）三分之一强的重兵，住在一起，组成国都。
而这一切，又是出于巩固其新政权的考虑。为此，周公还对这批强制迁来的殷遗民发布训辞，以天意民心为周朝取代商朝和这次迁洛进行辩解，并宣布既往不咎，要他们甘心臣服于周朝统治，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统治。
与此同时，大量建立封国、以扶持危弱的周中央政权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在所分封的诸侯国中，最重要的有：德高望重而又亲周的殷贵族微子启受封的宋国，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周公的弟弟康叔受封的卫国，在原商纣故都朝歌附近；周公自己的封国鲁国，在原来的奄地，由其长子伯禽作为代表前去就封；召公受封的燕国，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由召公的长子旨前去就封；姜太公的封国齐国，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附近），境内有武庚同党蒲姑等亲商的邦国。
图│周公制礼作乐这些封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在当时，对于周政权的巩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周公的政治业绩中，被后世称赞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制礼作乐”的贡献，也就是大量的制度方面的建设。从历史的角度说，周公所处的时代，西周政权正处于草创时期，周公一身又担负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一人之力去完成众多的制度建设，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周代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中，如井四制、宗法制、职官制、刑律，以及祭祀军旅、朝聘宴饮、衣食住行之礼节中，必然也有周公的一份贡献。
任何一项创造，如果它是切实可行的话，必然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其创造性，并且，也必然要在历史的运行中得到修整、补充，乃至于最后失去作用。历史是讲究因果的，也是讲究联系的。
从周公这个历史人物说，后代的儒生之所以如此推崇周公，把他当作一位圣人，不仅是因为他建立了赫赫功绩，对于西周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因为他在这些事业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品质、精神境界。
他的思想和品德，通过他的行动、他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并且得到实施；而他的行动、他的一切政治行为，离开了他的思想和品德，也是无法想象的。回到文章开头的话上来说，在周公的身上，“内圣”与“外王”是有机结合的，也是高度一致的。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甚至从孔子开始，就已经把智、仁、勇结合作为一个人的人格理想。这三者，在周公身上，也是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如周公在辅佐武王灭商及在周政权建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措施，均可以看出他“智”的一面。而他对于文王、武王及成王的态度，为了继承父志，欲代兄武王受病痛之苦，悉心辅助成王，和他对于民众、乃至于殷商遗民的态度，足以看出他心灵中“仁”的一面。
当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管、蔡等制造流言联合武庚起来反叛时，他当仁不让，临危不乱，举师出征，又显示出他“勇”的一面。这种智、仁、勇的完美结合，也是中国古代许多人的人生理想。
还有，周公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与崇拜，还与他对事业的态度有关。周公是后人所说的“鞠躬尽瘁”的典范。他自己也曾对儿子伯禽说过，说他“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在他摄政七年后还政成王时，他又对年幼的成王进行告诫，并特地作了《无逸》一篇。他的勤劳，无疑是桀、纣之流所无法比的，与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也差不多了。
所以三国时代乱世枭雄曹操也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同时代的诸葛亮，更是实践周公那种鞠躬尽瘁精神的典范，流传千古。
在周公返政成王三年后，他因重病而死于故都丰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从此，一代伟人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不过，他并没有真的消失。作为一个英雄，一个圣人，他永远地被人们所追念，无论是在什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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