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全文谨按司马迁《史记》（汉宣帝时褚少孙补录、汉明帝时班固辑补），又按传世今本《尚书》（春秋时孔子删编为百篇、西汉时孔安国校订未发行，东晋梅颐刊定，明清以来，以为其真伪间杂而说其是伪《尚书》），本文之论述，凡出于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史籍材料一概不采，不作为材料依据来源。
1、帝尧实际在位年数的问题？
作者看到很多史籍记载尧的在位年限，共有四种说法：70年、98年、年、51年。
取70年者以为尧在位70年禅让于舜；取98年者以为尧70年禅舜后28年而崩；取年者以为尧70年考察舜绩三年后正式禅舜，禅舜后28年而崩；作者取51年以为尧在位元年时已然50岁，实际在位51年，尧百岁而崩。
参考《史记》材料：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
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百姓悲哀尧之崩，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
三年之丧毕，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参考《尚书》材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参考《竹书纪年》材料：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一百年，帝陟于陶。
参考《郭店楚简》材料：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古者虞舜笃事瞽叟，乃戴其孝；忠事帝尧，乃戴其臣。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悌），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
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
文献材料就不解释了，相信有历史古文功底的诸君们都看得懂，作者无需班门弄斧。
按帝喾活了岁，帝喾生理年龄多少岁生下了帝尧？帝喾崩帝挚又在位9年，尧即位时又应该多少岁了？尧可否在位98年或年呢？
经过作者逻辑推理考证，帝尧享岁只有年，而不是韩愈《论佛骨表》：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岁。
按尧20岁即位，去掉帝挚在位的9年，又去掉帝喾大丧的3年，那么帝喾崩时，该年尧只有8岁，帝喾岂能98岁生下帝尧？就算帝喾没有所谓三年大丧，帝喾又岂能95岁生下帝尧？
因为按照常识这是不可能的，超出了人的生理极限，所以直接PS掉尧继其兄帝挚而在位98年或年的说法，无须赘述。
按尧即天子位之前是唐侯，符合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而在五帝时代，尧、舜、禹、启皆居尧都翼方，禅让制始于尧，终于启，理解出尧在位年是按其为唐侯之年开始的，因为其纪年体系独立，上与帝喾、帝挚相互掺算，下又与舜相互掺算，唐侯尧元年和帝尧元年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尧的在位统年可以不必继承其兄帝挚，尧为唐侯49年，50岁时起即帝位，加算在帝位51年，正好年而崩，帝尧元年岁次丙子就可以得到证实，又符合帝喾69岁时老来得子而生帝尧的说法，那么就是帝尧诞生之初，帝喾即赐地翼方，赐以侯爵，国号曰唐，帝喾崩时尧37岁，帝挚元年时尧41岁，帝挚废时尧49岁，帝尧元年50岁，在位51年，岁时寿终正寝。
司马迁《史记》在理解《尚书》时，已然出现了偏差，以为尧在位70年时舜30岁，忽略了三载考绩后而得举用事，受终于文祖，正式作为尧的嗣帝储君身份，时年舜30岁。
实际尧在位70年时舜27岁，受终于文祖时舜30岁，尧在位73年，即尧73岁，尧舜年龄相差44岁，即尧在位44年时舜出生，生理逻辑上也符合尧可以嫁二女于舜的说法。
帝尧其元年50岁，是作者按照《竹书纪年》推定尧元年丙子时得到的，当时有前丙子与后丙子之争，尧在位年是覆盖两个丙子年还是一个丙子年？覆盖两个丙子尧的年龄过高，和前文所称帝喾45年锡唐侯命不符，引发尧的寿龄奇高，帝喾生尧时奇晚，帝尧嫁女时年龄过高的问题，覆盖一个丙子则尧的在位年过低，然符合条件，消除了生理逻辑悖逆的问题。
则作者取帝尧只有一个丙子年，即公元前年，放弃公元前年，则帝尧在位元年丙子年时，尧正50岁，就能理解为唐侯（帝尧）在位百年之说成立，作者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在百度试求查证帝尧在位50年的说法，偶然翻阅到了《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篇，与作者之论不谋而合，因为郭店楚简是战国时代的文献，又是现代考古所出土，其可信度非常高，这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都不可能看到的材料。
证实史记之错：尧在位51年，而非98年，四岳荐舜于尧时舜27岁，而非30岁。
2、舜的年龄与在位的关系问题？
按前文综述，舜年30岁，被尧立为嗣帝储君，这就是舜得举用事20年，时年49岁，而尧使摄政，摄政元年时其年舜正50岁，摄政八年而尧崩，时尧岁则舜57岁。
尧崩百姓哀念，如丧父母（考妣），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舜服尧丧3年，时舜60岁，三年之丧毕，舜即有让位丹朱事，其后明年春正月舜践天子位，是为帝舜，帝舜元年时舜61岁，在帝位39年而崩，享寿99岁，而非百岁，舜摄政元年即为舜在位元年，时年50岁，其已然插入帝尧的在位年里，所以说尧的在位年插入帝挚、帝喾在位年里也是合理的，舜摄政8年+尧丧3年+在帝位39年，整好共50年，帝南巡狩，陟方而崩，时年99岁，葬江南九嶷山，地在三苗之域，以天下为家，死则葬其地，所以尧葬谷林、舜葬九嶷、禹葬会稽，是完全当时观念的，帝德大明，常有怀柔之心，三苗归诚，所以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证：舜九十九岁时崩，而非百岁而崩，按百岁则帝舜元年其62岁，与史不合，五帝时代没有后世通行的当年即位，明年改元的说法。
3、大禹在位年数的问题？
按帝（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大禹在舜宅帝位第34年时的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舜乃豫荐禹于天。大禹为帝舜的嗣帝储君十七年而帝舜崩，时舜践帝位39年，在位50年，此处的宅帝位即是自摄政元年起算，而非舜践天子位起算。
三年丧毕，禹亦从舜让丹朱故事而让商均，说明五帝时代天子大丧一定是足满3年的，满之后才讨论帝位归属于谁，而不是后世所认为的以日易月制度，后世皇帝一般持服27日后，释服即皇帝位，算27日象征27月，即满2年加3个月，后世帝王只是象征性，并不实际让天下为自己服丧3年，一般除了皇家之外，民间为帝服丧3日即可除服，这就是以日易年。皇家本族及帝之勋亲大臣共举哀15天，15天后人人不得擅哭，惟有太子即新君为先帝服27日丧，27日满，太子除服正式登基，诏告天下，因为夏后帝启原是五帝禅让制推出的天子，所以最后只有帝启有大丧三年，之后太康即位及崩，天下再无实际的三年传统丧制，因为家天下的确立，就是公器为私的时代，再也没有帝王有资格让天下服丧三年了，所以作者所辑的《五帝夏商周年表》里三年之丧起自黄帝，终于帝启，唯少昊氏为诸侯摄政无丧，帝挚被废无丧，其外夏商周诸天子皆无丧。
帝舜丧满，明年春正月大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史记》载帝禹十年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竹书》载帝禹八年秋八月，帝陟于会稽。又讲七年，禹崩，三年丧毕，天下归启，作者窃以为此处是战国史家所注文，因为后面就是帝启元年癸亥，去帝禹元年壬子，差11年，去帝丧3年，说明大禹在帝位8年而非7年，大禹摄政17年而舜崩，即大禹摄政元年在帝舜在位统年之34年，又说禹立四十五年，则在帝舜在位统年之17年，时舜在帝位之6年，舜依尧故事，而立禹为嗣帝储君，即禹之嗣立其后34年而舜崩，禹服舜丧3年之后而在帝位8年，凡禹之立至禹崩，共统年45年。
司马迁史记所载的帝禹十年而崩，取舜丧起算为十年，则大禹实际在位七年，《竹书》有八年之说，又附加七年之说，因为《竹书》为战国时人所作，去大禹之时则有年，出现分歧，所以并录，则8年或7年。
司马迁史记所载十年由此可见是对的，只是材料摘录上断章取义，其不知所出，引得后人以为帝禹在位十年，实为误导，本太史公不想以讹传讹，然终致传讹，非太史公其本意。
4、帝太康失国过程的问题？
司马迁史记记载了太康失国的史实，然而简单粗暴，使后羿代夏之事淹没，太史公之罪，其在于完全没有提到后羿、寒浞、虞公思等人，此处不如《竹书》，或太史公选择素材时或没有看到关于太康失国的具体过程，或是看到而有意忽略不录，因为《左传》明确提到了，而太史公弃而不录，是其治史之罪也。
5、夏诸帝史事缺失的问题？
太史公史记载夏帝之事，在中康崩之后，然后如此记载：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则夏朝惟帝禹、帝启、帝太康、帝仲康、帝孔甲、帝履癸，仅6帝有史事，其余11帝加后羿、寒浞两代共13代史事，一字不录，有世无年，更无史事，这也就是太史公作史的极大缺憾之处，这点就远不如《竹书》。
6、盘庚迁殷的问题？
太史公《史记》载：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即帝盘庚为帝祖乙之曾孙，自祖乙历4代至盘庚，盘庚改商有天下之号为殷天下之号，因为夏帝芒（帝荒）时，商侯曾迁于殷。《尚书》、《竹书》曰：盘庚迁殷，在北蒙淇、洹之间，这就是我们所属于的盘庚迁殷的史事，其实殷人在商汤之前曾有都于殷，所以盘庚迁殷，是商人复迁于殷，而不是始迁。
《史记》又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祖乙时迁于邢，即在今邢台，古称邢丘，有殷沙丘宫，纣王曾在此起酒池肉林，后废置为平台，即沙丘平台，始皇帝即崩于此。
又说盘庚渡河南，不知是指漳河还是黄河，其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不知汤之故居在今河北殷地还是在河南商丘，遂涉河南，治亳，商汤之都皆为亳，此亳在殷墟还是商丘今不可考，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治邢丘。
史记未曾明载盘庚迁殷之事，只说盘庚渡河南治于亳，复居成汤故居，按太史公此说，盘庚涉河南而都北蒙，国朝曰殷，此河则为漳河，而非黄河，给后世留下了种种谜团，这涉及殷商都邑地望考，若帝南庚迁都奄，而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那么即说明商都奄地在河北而非山东，盘庚涉河居成汤故居为殷号，说明汤始居亳，与葛为邻，其地在河南商丘，其后成汤有天下，建号有商或天邑商，其地为商邑，所号亳都在河北，为盘庚所迁之地，就是传说中的汤会诸侯于商都景亳，今在汤阴，即征韦取顾，其地皆在河内郡。
那么汤阴附近有汤陵为真，其东又有太戊陵，汤都而非商丘，商丘在先商曾数为商都，相土迁商丘，汤迁亳之前亦居商丘，说明汤亳在殷，读过《竹书》可知亳和商丘非在一地，曾有南亳、北亳、西亳的区别，作者理出了汤曾先后都于三亳，蒙为北亳，是为景亳，谷熟为南亳，是为商丘，偃师为西亳，代夏所都，实际代夏之后行政中心在北亳，西亳是个象征性的首都，南亳是祖宗之地。
《尚书》载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殷盘庚南涉漳河都洹水汤亳是成立的，祖乙邢都和武乙之沬邑淇水朝歌城亦不废置，作为殷都北亳的陪都，汤阴为小亳最早，安阳殷墟为大亳最晚，如同长治县和长治市的关系。
太史公《史记》所载其不虚，《竹书》亦为实，可相互佐验，太史公不言南庚自庇迁奄之事，隐言盘庚自奄迁殷事，致后世惑也。
7、文丁杀季历？
太史公载殷事：武乙猎於河渭之闲，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又载周事：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脩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龟策篇又载：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
太史公在最《殷本纪》、《周本纪》皆不载商王文丁和周公季历之事，而在角落处寥寥一笔，以代其事，记载得过于隐晦了。
8、武王东伐，至孟津而还？
太史公载：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观兵于商，以未知天命而还。
太史公观点即文王受命第九年而崩，该年武王东伐观兵，居二年，其受命十一年冬，周始伐殷，其跨年为受命第十二年，在殷历正月甲子日，即周历二月甲子日，丑月武王克商！
按照这说法武王其在文王受命四年克商，与《竹书》严重出入，则武王克商前没有自己独立的纪元，又悖于《尚书泰誓上》十三年春武王克商的说法。
载文王木主和载尸以行是否是一回事儿？值得严重商榷！按《鬻子》之说纣王在位53年，按太史公之说文王在位至克商亦53年或54年，那么且不算文丁杀季历后是否还曾在位，帝乙在位1年或不曾有在位，这明显不可取，只能说明太史公记载错讹附会了。
按太史公说法，商王文丁杀季历后至纣王自焚只有53年，凡是计算帝辛、帝乙、文丁（余年），大于53年则全错，怎么安排三王年表好像都不对，因此只能抛弃武王没有纪元说，
又不知太史公载文王死而不葬，武王载尸而伐，其出处在何典？于今不能佐验。
9、先周世系与先商世系的差别？
太史公载：后稷为帝喾之子，尧舜时封有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那么自契至汤十四世，历经夏朝年，完全可以理解，后又17世年可以理解，前后31世共0年，同样的0年，而后稷至武王仅16世，而周朝仅年左右，已经32代37王，这实在不能理解，不合常理。
窃以为太史公所载先周谱系一定有缺载，很多代周人祖先都遗漏不可考，太史公如此排谱，实在不合理，不失为《史记》的硬伤。
10、文王受命在位年？文王在位年？
按：西伯盖即位五十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
这么算文王受命7年而崩，何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又何来文王后十年而崩之事，其实这是讹误，当为文王之崩当于受命九年，因为在篆字古文里，七和九的写法差别很小，稍微转笔七就是九，九就是七，太史公解读失误了。
后十年而文王崩，或因为文王是在其第51年春三月崩，算该年于武王的话，文王则在位50年，《竹书》文王在位第52年崩，符合于《清华简·保训》载：隹王（五+=）年。
11、武王纪元？
文王病死，载尸以行。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按《史记》武王纪元承文王受命纪年，无独立纪元，按《竹书》文王崩后，武王确有其独立纪元，按《清华简·耆夜》有武王八年之说，武王克商前有八年的纪元，说明了武王曾确有独立纪元，按《史记》说法武王四年克殷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载尸而行是不可靠的，此处为褚少孙补太史公书而借宋元王（宋元公）之口，最初只有篇目无内容，非太史公原作。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故事，真实性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太史公又以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经，信儒家之言而不疑，缪哉。
12、武王伐殷日数？
太史公所载武王伐殷进军日程前后抵牾，自戊午自孟津渡河，至甲子克商共7天是合理的，要知道商郊牧野在河南新乡而非鹤壁淇县的朝歌城下，全程公里而已，《周本纪》里记载为二月甲子日，而《齐太公世家》里记载为正月甲子日，《周本纪》记载为十一年十二月戊午，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而《太公世家》记载为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纣。
太史公记载了两套系统，一套是周历算法，一套是殷历算法，而月份常不以干支计算，而是春正月、夏六月、秋七月、冬十月的算法，由此可见，太史公本人都不能系统完整的得出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份和月份，误导也。
13、穆王即位时年龄？
太史公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
按康王26年、昭王19年，穆王生于成王之时，岂不是康王、昭王、穆王皆生于成王时代，这生理逻辑很不合理。
按成王22年，康王26年、昭王51年，至穆王元年，确实整百年，那就没武王什么事了！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根本无从谈起。
按武王17年，成王37年，康王26年，昭王19年，至穆王元年，又是整百年。
按文王受命11年而武王伐殷，武王克商在位6年，成王37年，康王26年，昭王19年，其有整百年，又符合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
作者依史籍文献和出土文献推考否定了武王没有独立纪元，那么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和自武王至穆王百年是一回事吗？明显不是。
14、厉王在位年数？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
按《齐世家》、《卫世家》、《秦本纪》所推，孝王和夷王至厉王出奔於彘时间不远，何来厉王在位37年时出奔彘之说，太史公所引《国语》之文并无厉王即位30年之说，翻遍各世家并不能找到厉王37年出奔的佐证。
按孝王七年生厉王，孝王9年，夷王8年，厉王26年，共37年，则厉王37岁崩于彘地而非厉王37岁出奔彘地。
15、共和行政？
太史公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而《清华简·系年》、出土青铜铭文、《竹书》等材料皆载共伯和摄政曰共和行政，证据确凿，不可质疑，而置周召共和为孤说。
16、周携惠王与周平王并立？
太史公载：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清华简·系年》、《竹书》载二王并立，有周携惠王的存在，而《史记》缺载，缪哉。
17、秦非子之前？
太史公载：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yù)，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闲，马大蕃息。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大费伯益之后在夏，商两朝皆有令德，在商多显为诸侯，武王克商以恶来助纣为虐而射杀之（射穿口喉），恶来为飞廉之子，恶来子孙在戎狄之间，以犬戎人之言，使非子附庸在秦邑（清水县秦亭镇），号为秦嬴，居汧渭之会，以为周王室养马为业，宣王赐秦庄公为大夫，并大骆犬丘地，为西垂大夫。
由此可以看出，在伯益之后的夏商两代秦祖世系失考，其玄孙之意又可指元孙，此处玄孙、元孙之说非实指第5代子孙，而是虚指。
夏朝历14世，那么大费之子若木费氏的第5世子孙实际岂能到夏桀之世，大廉鸟俗氏之玄孙曰中衍，为帝太戊之使御，不可能大廉子孙只五世子孙历经夏，商就到太戊之世。
18、太史公作书史记？
太史公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经。
司马迁史记采取儒家文学，笃信孔子六经，所以说史记本就是儒家史学观，而太史公其人就是儒家弟子，某些历史真实事件中大名鼎鼎的反面人物，太史公阙而不载，难不成史笔非得削删褒贬，现当代研究五帝夏商周追求的是史实，而非只是观念，诚然观念决定是非，事实决定利害，常理中我们不能为了利害而不求是非，但历史事实中我们不能为了是非，而忽略了利害，抹杀历史人物事件的关联存在。
太史公常错综杂采各种材料，合缀成篇，所以行文或有上下不相类、前后矛盾出现，然而实际并没有错误，因为材料差异的问题。
19、九鼎谜案？
史记载：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那么九鼎沦泗了还是九鼎入秦了？太史公异说并载于史册，若九鼎入秦，那么始皇帝何必泗水求鼎，可见九鼎实际沦泗而非入秦。
九鼎入秦是名义上的，因为是秦灭了周王室，象征王权的九鼎自然要入秦，而九鼎确实沦于泗水，没渊不出，秦昭王只能对外声称得鼎如此，然而实际秦取天下，未得天子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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