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北岸的河南新乡素有“牧野大地”之称，在市中心有一座牧野公园。正像你所猜到的那样，现代人一定会把它修建得崭新、气派，还弄一些雕塑和一些仿古建筑立在那儿，告诉你这里历史久远，文化丰厚—据说当年牧野大战时，这里是战场的南端。公园里有个样子简单的牌坊，上面写着“鹰扬苑”。
这3个字源于《诗经》“大明”篇。在这首长诗的最后一段，作者气势恢宏地描写了牧野大战的场景—广阔的牧野大地上，车辚辚，马萧萧，太公姜尚如雄鹰般威猛迅捷，率领大军直冲商师……
姜尚垂钓渭水之阳而遇姬昌之时，大约已有70多岁。等到姬发伐纣时，他可能已届90高龄。这样一位老人如果一定要上战场，更适合在后方指挥，或者调动漫长一生积攒的经验，为姬发出谋划策，而不是上阵冲杀。我不太相信奇迹，但奈何中国史书中所多的恰是这些令人不知所措的奇迹。当然，姜尚在牧野大战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公元前年，姬发再次踏上东征之路时，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凶兆：占卜时，龟甲显示不吉，众人疑惑之际，又有风雨暴至，于是群公尽惧。这时姜尚站出来，将龟甲扔在地上说：“枯骨朽草知道什么吉凶！不要犹豫，抓紧出兵。”力劝之下，姬发出兵东行。据说在路上凶兆依然接连出现：岁星出于东方，正是商王朝所在方位，不吉；时有大风雨，一连几日不停；大军到汜，洪水泛滥；至怀，大水坏路；至共头山，山石崩裂……然而在姜尚和姬旦的坚持下，大军始终一心东进。这是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一直把“天命”挂在嘴边的周人此时不再顾忌天命的强烈暗示，而是反其道而行。原来，天命虽然高高在上，却终归要让位于人间君主的抉择。
他们在这一年十二月的某一天从盟津渡河北上（有人认为是在汜水），与诸侯会师。《史记·周本纪》在此处没有提及有多少诸侯，但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看，大概共有8个，即庸、蜀、羌、微、髳（máo）、卢、彭、濮。孔安国说，这8个诸侯皆“蛮夷戎狄”，远涉江湖从遥远的西南方赶来。这个说法表明，盟津观兵时的“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之说不可信。
第二年二月甲子，姬发的大军终于到达商郊牧野。《尔雅·释地》上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因此，牧野原本并不是一个专属的地名，而是对朝歌郊外一片广大区域的通称，这片区域向南延伸，应该包括了今卫辉以至新乡市区。牧野成为确切地名，当是在牧野大战之后，所指区域历来被认为在今淇县南，包括淇县与卫辉的部分地区。河南大学的陈昌远教授则认为牧野大战的确切地点，应在今新乡市东北牧野村一带。
自淇县、卫辉至新乡一线，是一片广袤的大平原，非常适合大规模兵团作战。周人西来，从盟津渡过黄河以后，应该经过今河南焦作（有人认为周人把焦作地区当作大本营），在古黄河与太行山夹峙而成的通道中，过今焦作修武、新乡获嘉、辉县最终到达牧野。这条路线进可攻，退可据守太行山，可见周人此次东征准备工作很充分。
二月甲子，东方未明，曙光未露之时，周军已经在牧野摆开决战架势。关于周军的兵力，《史记·周本纪》记载有“戎车三百乘，虎贲（精挑细选的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再加上诸侯的兵力，共有车四千乘。攻击主力周军只有车三百乘，而作为附属的诸侯居然有车将近四千乘，不可信。估算一下，周军应该不会超过10万人，而商军，则有70万之多。
姬发进行了战前动员，《尚书·周书·牧誓》记载了他这篇激情四溢的发言。其中一段，姬发引用了一句古话：“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维家之索。’”—古人说，清晨无需母鸡报晓，否则，这一家也就快完了。他的意思是，子受辛唯妲己之言是从，商的末日到了。
双方兵力的巨大悬殊令姬发不得不一再强调：夫子勉哉！
大约在拂晓时分，姬发酝酿很多年的牧野大战终于爆发。然而，本应激烈残酷的战斗场面似乎根本没有出现。当姜尚率勇士们以戎车冲入商军阵中之后，战场形势随即发生根本性转变—商军临阵倒戈，为周军开路！商军崩溃，子受辛走投无路，身披宝衣珠玉，在他耗费大量心血修建的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妲己自杀。
牧野大战就此结束，似乎只有半天功夫，姬发就据天下为己有。
既不见周军的勇猛拼杀，也没有商军的任何有效抵抗，70万人形如纸糊泥塑。
如此简单，如此轻描淡写，以至让人怀疑司马迁所记是否属实。
历代的史学家为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寻找了各种理由。
有人说子受辛的军队根本没有70万，当时他忙于征伐东夷，军队都在东方前线，后方哪来这么多人？17万还差不多。然而17万也远比周军多，不可能一击而溃。
有人说周人采取的是突袭战，一路急行军，攻商人于不备。可是姬发在路上至少走了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内，子受辛难道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有人说，商军是仓促应战，而且阵中多是奴隶和俘虏，他们痛恨子受辛，因此临阵倒戈。这个说法比较主流，也被认为最合理。
还有一个非主流观点，认为商朝有人暗通周军，此人名叫鬲胶，为子受辛重臣。《吕氏春秋·诚廉》篇记载，姬发即位不久，就派姬旦密会鬲胶，并订立盟誓，“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牧野大战时，鬲胶果然再次出现。《吕氏春秋·贵因》篇记载，姬发大军行至鲔（wěi）水，鬲胶已候在那里，问姬发何时到殷郊，姬发说甲子，并让鬲胶据实禀报子受辛。鬲胶走后，姬发令大军急速前进，务必于甲子日赶到，否则就会使鬲胶失去子受辛对他的信任，一旦如此，鬲胶必然被杀，所以要按约定时间赶到以救他。如此看来，姬发俨然把鬲胶当做自己人。
但是如果鬲胶真的据实禀报子受辛，那么姬发岂不是为自己找麻烦？因此，鬲胶很可能什么也没有告诉子受辛，或者干脆说了一个假时间。等到周军在夜色中有如神兵天降，子受辛手忙脚乱之时，鬲胶又一手促成了临阵倒戈。
经过周密筹备的牧野之战，仅用半天时间，商军即溃败。纣王走投无路，在他耗费大量心血修建的鹿台上自焚而死，为周武王“恭行天罚”之举画下了句号。绘画／王剑
鬲胶也是个来路不明的人。《孟子·告子》篇中列举数位名人的出处时说：舜出身于农夫，傅说出身于建筑工人，胶鬲原本是鱼盐商贩，管仲则是知识分子出身。将鬲胶与舜、傅说、管仲并举，可见他并非等闲之徒。鬲胶本是一个鱼盐商贩，后来被人推荐给了子受辛，并得以重用。谁推荐的？据说是姬昌。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上述推测无疑又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依据。
事实上，《国语·晋语》对鬲胶也有记载：“妲己有宠，于是乎与鬲胶比而亡殷。”把他与妲己并列，视为亡殷的罪人。
鬲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痕迹，《史记·周本纪》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他像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人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滚滚洪流之中。据说只在南方某些地方的盐宗庙里，如今还立有鬲胶的塑像。后人成功地帮他漂白了“卧底”的身份，他成了盐神。
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这件天亡簋，其内底有78字铭文，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中国历史的正统谱系，在一系列物证中进一步得到确认。
我觉得鬲胶暗通周人的事应该是真的，司马迁之所以没有提及鬲胶，大概是因为他采信的资料多来自周人。周以仁、义、诚、信等为口号，显然不会把自己重金收买奸细的事情大书特书。然而，他们千方百计避之不及的“丑闻”，却被吕不韦手下一帮逞口舌为快的门人轻松讲了出来。
出乎意料，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把《吕氏春秋》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等相提并论，可见他对《吕氏春秋》的评价并不低。
历史就是这么复杂难辨，因为人本身就很复杂。
正统确立：被篡改的历史记忆
也有人对周人口中罪大恶极的子受辛寄予了同情，而且有历史学家出面仗义执言。郭沫若在《替殷纣王翻案》一文中提出，子受辛不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而且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指开拓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顾颉刚先生则在《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中指出，子受辛的罪行，“见《尚书》者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越往后越多，这不符合人类记忆的逻辑，却勾画出历代掌握话语权者“为圣上代言”、以道德名义篡改历史的真面目。
周人用“天命”之说掩饰了他们获取天下的野心，那些正义的言辞比如《泰誓》《牧誓》之类，由此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面纱。周人可谓聪明，他们在三千年前就明白了宣传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一以贯之，终于把历史弄成了自家族谱。作家许晖在《身体的媚术》一书中说，“帝辛在阴谋者的诋毁之下”，“坏名誉一日千里，在帝国内迅速传播开来”。“阴谋”正对“天命”，更客观地总结了牧野大战前后周人的处心积虑。
“阴谋”并无贬义，在古代，它的意思是暗中策划。
牧野大战结束后，姬发的军队大概又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据说灭了上百个国家，斩首无算（钱穆《周武王的故事》）。最后，在无数士兵“我来自东，零雨其”（《诗经·豳风·东山》）的悲吟中，大局已定，姬发一跃而为周天子，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正统”的谱系，封建王朝开始在周人确立的轨道上循环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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