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纱厂初建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马新法
现如今，卫辉人聊天，特别是中年靠上的人，每每绕不开一个话题，“华新纱厂”。因华新纱厂记录了卫辉几代人的记忆，几代人的希望，几代人的骄傲和自豪，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卫辉、新乡、河南，甚至中国纺织工业的发迹、发展史，及成长的坎坷历史。也见证中国纺织工业的兴与衰。人们谈论的话题每每不一，但大多时讨论华新纱厂的发迹、发展，成长的坎坷，同时也讨论华新兴衰。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些，单说说为什么卫辉华新纱厂能于民国8年（）8月24日动议建厂，民国9年（）4月4月2日动工，并于民国11年（）3月22日投产。也就是说，只谈论华新纱厂初建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首先，我们谈谈天时。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各国机制棉纱（国外产的机制线俗称“洋线”）、棉布（国外产的机制布俗称“洋布”）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棉业受到强烈冲击。“洋线”、“洋布”刚开始进入中国大门时，“纺线”（国内手工纺织的棉线俗称“纺线”）“粗布”（国内手工纺织的棉线“粗布”）也曾顽强抵抗，但抵不过中国大门打开，造成的进口低率关税，致使原棉和棉纱、布的进出口值与日俱增。甲午战争之后，外资及国内资本也开始在华建立棉纺织厂。
但华资和外资在华棉厂无法与进口货相比。约从清光绪元年（）开始直到光绪三十一年（）30年间，机制棉纱逐渐占有了国内50%的需求量，其后仍在稳步上升着。自中国棉纺织工业诞生的清光绪十六年（）到民国4年（），棉布进口量、棉纱进口量，二者都呈波动的上升趋势，特别是“洋线”的进口，上升之快是惊人的。中国棉纺织业退却，几近崩溃。民国2年（）棉纱、棉线的进口数额为担（指数），棉织品为关两（指数）。中国民族纺织业棉纱市场只占30%。
但民国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诸国忙于战事，或无暇国内工业，或纺织业遭到破坏，对中国的棉纱倾销减少。加之民国4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因此棉纱、棉织品的进口数额大大减少。中国市场因远离战区而没有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包括棉纺织厂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外国企业人员，由于本国战争动员，而应征离开了中国，为数众多的外国公司停止了营业或减少了他们业务活动。中国棉纺织品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就较其他时期缓和了许多。虽然国内也有强烈的竞争，但竞争大大减少。民国7年（）分别减少为担（指数42）和关两（指数87.19）”。幸好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否则中国棉纺工业就只能在压抑的环境中再挣扎几个年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英、法、德、美等国棉织业，相对衰落，不能继续东来。当时纺织大国日本、印度（时为英国殖民地）日益竞争激励，但主要竞争利润比较大的细纱、棉布，无暇争夺利润小的粗纱、棉布。使东亚市场上棉布的遗缺较棉纱尤大。中国的民族纺织业有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原来只占中国棉纱市场30%的民族纺织业占到了60%-70%”。这一国际、国内环境促使中国机织业迅猛发展，华新纱厂的创始人王锡彤、周学熙等住抓住这一发展契机。这是天时，真乃天不薄我。
我们再来看看地理，卫辉地理位置优越。王锡彤在民国8年（）8月24日的兴华资本团董事会上据理力争，就认为“卫辉地处豫北的中部，是豫北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交通的中心。又有平汉，道清两条铁路，北可达河北、山西、山东及安阳、石家庄、天津、济南各大商埠，南可通郑州、许昌、武汉各大商业中心。水路有卫河航运可直达津沽，最后以卫辉地大农勤、盛产棉花，购花、售纱均臻畅旺，且交通便利”。
如王锡彤所说，卫辉交通便利。便利的交通，使其工业地理覆盖区域面较广。一是人口可达1亿以上，覆盖人口广；二是由于交通方便，运费相对低廉，从而成本可以降低，而售价也不会更高；三是黄河中下游流域，棉纺几乎空白，就是有规模也不大，可以方便地为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销售不难；四是卫辉、淇县、新乡、浚县、安阳、焦作、郑州、开封等黄河中下游一带尤为适宜种植棉花，作为一年生作物，棉花生产周期短，虽有与粮食争田的矛盾，但扩种可以迅速见效，价格也远比丝低，收棉容易。另外，工业生产的燃料不可以被忽略。
煤是最主要的燃料。华新纱厂用煤当然是从国内运进的。从理论上说，如果工厂设于各煤矿产区或附近，就地用煤应该节省运费，降低产品成本。但事实上，把煤运往卫辉应该节省运费，降低产品成本。因焦作煤、安阳煤，通过火车运输非常便利。运费并不甚高，同原料运输一样，二者的成本可以从节省在产品销售上的费用中找回。另外，卫辉属豫北中兴，人口众多，生活费用却不是很高，便于招工。因此面向低收入的中国平民百姓的棉制品很容易找到市场。除却以上一般性因素以外，湿气与棉纺织业发展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在由棉花纺成棉纱的生产过程中，棉絮的纤维因锭子转动而在抽纱时发出静电，需要水分以资中和，才不至于中断，同时纺成的纱也会纫度较大，而湿度过大也不利于机器的修护和物料的存放。临卫河而建的纱厂湿度适中。纺纱行业是用水大户，临卫河取水方便。
第三点，我们讲讲人和。人和主要指社会环境和谐，当然还包括王锡彤、周学熙等卫辉的乡绅志士们爱桑梓之心。
熊彼得说过：“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内容。”清末民初历届政府的政策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其经济政策对工商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没有清末以前几十年的政策引导，第一次世界爆发时的中国棉纺织工业只能更稚嫩，很可能眼看着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溜掉。
19世纪末的晚清时期，甲午战败的刺激，清政府内部的变异，民间舆论的推动，这三方面的原因则是最主要的。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权之辱”达到空前的地步。如此强烈的外部刺激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变化：中国民间对兴办近代工商实业的舆论呼声更加高涨；并推动了清政府统治集团成员逐渐成为以后兴办工商业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迫于政治经济压力晚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一般工商政策、农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矿务政策和铁路政策。清光绪二十二年（）5月，清廷曾谕令“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有了整体的改观，为棉纺织工业所需的劳动力、原料、燃料、运输、金融等-系列相关因素的改善都开启了方便之门。
民国元年（）元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作为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权，临时政府为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和促进实业的发展，颁布了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政策，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明令保护工商业者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立其自由经营工商矿务交通运输等各种公司及企业的权利；制定银行条例，重视金融业发展，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鼓励创办各类公司和企业；恢复市场经济秩序，采取得力措施，并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倡导兴农垦殖；支持成立民间实业团体，组织民间力量致力于发展实业。
北洋政府历届政府存在于民国元年（）——民国16年（）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发生在这段时期，因此北洋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对棉纺织工业（民国2年（）——民国11年（））行业腾飞的影响远远大于晚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袁世凯当政的北洋政府曾将中央实业行政机构分为工商、农林两部。民国3年（）将这两部予以合并称为农商部。根据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议决的《工商部官制》有关规定，工商部下设工务、商务、矿务三司，分别管理工商矿事务。除刘揆一、张謇之外，另有几人也曾出任过部长之职，但任期都很短。尽管如此，北洋政府还是比较重视实业的发展，在政府各部门中，该部也是较受重视的部门。
人和还有一点，就是卫辉市王锡彤、周学熙等乡绅志士们的爱桑梓之心。民国4年（）3月，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着手整顿全国棉业。周学熙授意其弟周实之，联合当时启新洋灰公司股东王锡彤，财政次长杨味云等12人，以兴华资本团为后盾，发起成立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民国5年（）9月22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总公司在天津设立总事务所，资本总额为0万元。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天津、青岛建立分厂，并计划在河北、河南设立分厂。起初在确定河南分厂厂址时，股东意见不一。王锡彤力主在家乡河南卫辉建立纱厂，并于民国8年（）6月回卫辉在沿卫河两岸考察，发现“旧日演武厅一带官地地势相宜。距河不远，用水便利，切近城关，工匠往来较易。”
民国8年（）8月24日，再开董事会。王锡彤在知交周学熙的支持下，于兴华资本团董事会上据理力争，认为“卫辉地处豫北的中部，是豫北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交通的中心。又有平汉、道清两条铁路，北可达河北、山西、山东及安阳、石家庄、天津、济南各大商埠，南可通郑州、许昌、武汉各大商业中心。水路有卫河航运可直达津沽，最后以卫辉地大农勤、盛产棉花，购花、售纱均臻畅旺，且交通便利”。董事会上，关于在唐山还是卫辉建厂争议很大。
当日董事会决定唐山纱厂和卫辉纱厂股本均定为80万元，纱锭枚，并当场集股，以过半为定。唐山距离天津较近，集股过半交易。卫辉距天津千里之外，许多人不知其地在何处，集股相当困难。王锡彤深知纱厂办成后，即使不获利，亦对桑梓有益，“倘非倡人巨股，恐成立无期，此机将失”。在此关键时刻，当时并不富裕的王锡彤带头认股10万元，这笔钱大多还要靠贷款凑齐。周学熙、徐世光认购4万2千，加之其他股东的推动，最终促成了在卫辉设厂的决定。民国8年（）9月3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上推举王锡彤为唐山纱厂专务董事，徐世光为卫辉纱厂专务董事，王锡彤及徐世光负责筹备股款及建厂事宜。
从提议建厂到现在，转瞬百年，年建的老厂大门还在，小姐楼、夜校旧址尚存，保存完好。围墙四周，精致的屋舍接连不断，森然的铁丝网密不透风，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虽处处已显沧桑，但苍老而风骨犹在，可辉煌已不在。嗟叹之时，方知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必然中的偶然。
来源：卫辉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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