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的一天，恰逢甲子日，在今天河南淇县附近，爆发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并无奇谋纵横，只持续了不到一天。我们不知道的双方军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我们不知道战斗中运用了什么阵法，我们甚至不知道战斗具体的经过和情景。
但这并不妨碍这场战斗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战斗之一，这些扑朔迷离的疑团也吸引了从古至今的人们了解、思索、研究这场战斗。
牧野之战，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小规模”战斗，在各种典籍史料中留下了蛛丝马迹，引发了更多的疑问和争议。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虽然疑窦丛生，但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个小问题进行讲述。
巴蜀之师巴蜀之师
说牧野之战是一场“小规模”战斗，是与后世战争的规模相较而论；但如果回到商周之际，未免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商王朝出动了多少军队，可靠的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所谓70万刑徒之说，恐怕出于后人的夸大与附会。
当时商王朝的军队主力都在东方，能够到牧野抵御周人进攻的军队应当不会非常多。而周武王率领的伐殷之师，则是货真价实的国际联军。除了姬周部族的军队，还有长期与姬周部族联姻的姜姓部族的军队，更有在此前已臣服于周的周边小国的军队。
但是，某些史料表明，牧野之战或许不只是陕西兵打败了河南兵那么简单，这一仗中似乎还出现了“川军”的身影。《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历数与他一同征伐殷商的国族，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排在第二的就是“蜀”。我们所熟悉的“蜀”，就是今天的四川。东晋时常璩著《华阳国志》也记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常璩所说的《尚书》，应当就是指《牧誓》这一篇。
三星堆圆顶金面青铜人像（上图）及平顶金面青铜人像（下图）。圆顶人像通高42.5厘米、宽19.6厘；平顶人像通高45.8厘米，宽22.4厘米。这两种人像上的金面罩均为金皮捶拓而成，眼眉部镂空，制作精致。据推测这种金面造像代表当时社会最高层的贵族，他们不仅掌握生杀大权，还垄断了与神交流的权力
如果说到三千年前的四川，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著名的三星堆文明。当时的“川军”，自然就是三星堆文明的军队。历史上极为著名的周武王，和考古上极为著名的三星堆文明，竟然有可能在牧野之战中产生过如此紧密的联系，不得不说让人心生遐想。
但是，遐想不能代替历史。如果我们仔细地考索，就会发现很多不合理之处。
其一，武王伐纣的时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在公元前年，这个时间虽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一致赞同，但距离历史真实应当也是非常近的，至多不过一二年的差距。而三星堆文明在商朝末年就已经衰落，至武王伐纣之时已经基本消亡，二者在时间上很难产生关联。
其二，一直到春秋时期，诸多史料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蜀地的记载。只有零星关于巴的记载，但这个“巴”也与川渝相去甚远，应当在今湖北省西部。经过分封制数百年的发展和扩张，到春秋时期，华夏文化圈都基本没能和蜀地发生联系，在商周之际，远未及全盛的周族怎么可能已经与蜀地的文明组成联军了呢？
其三，蜀地纳入华夏文化圈，是在战国后期秦将司马错入蜀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蜀地与中原虽有种种间接联系，但缺乏直接的沟通基本条件。早期的蜀文化，基本是独立于中原文化而自行发生的一种文明，其文字、语言、习俗、政体均与中原迥异，加之崇山隔绝，基本无法相互联系。
巴蜀文字至今没有破解，三星堆文明的那些青铜重器有何文化内涵至今也是纷争不休，两种文化间的隔阂与差异可见一斑。所谓周“三分天下有其二”，固然是得到了当时认识中的“天下”的大多数邦国的支持，但当时的“天下”并不包括蜀地。可以说，当时蜀地的三星堆文明根本不在周人认知的“天下”之内，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周人的盟友。
通过客观冷静的思考，只能遗憾地宣布，周武王联合三星堆大战商纣王，只是一个美丽的想象而已。但是，如果三星堆文明没有和周人联合，那伐商联军中的那个“蜀”又是什么呢？这要从一件兵器说起。
这是一件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戈，根据其独特的等腰三角形造型，将之定名为“三角援戈”。这种戈又被称为“蜀戈”，因为此类“三角援戈”的分布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多分布于蜀地，在中原极为罕见。
近年来，学者发现，这种“三角援戈”不仅集中分布于蜀地，在汉中地区也有相当密集的分布。如位于汉中的城固地区就发现了数量巨大的“三角援戈”，而且相当于殷墟时期的时段内，此类戈是此地出土青铜戈的绝对主流，应当说是当地人群的“主战兵器”（印群：《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齐鲁学刊》年第6期）。
根据三角援青铜戈这一独特且鲜明的文化因素，学者判断，早期蜀文化不仅分布于成都平原，还在陕西汉中地区有所分布。在上古时期，地名往往伴随着文化的传播而扩散，所以经常出现多地同名的情况。“蜀”这个地名，或许就伴随着早期蜀文化的传播而由蜀地传至汉中。《牧誓》中的“蜀”，更可能是指汉中地区早期蜀文化的国族。
汉中与关中，虽然也有秦岭阻隔，但终究距离很近，且尚有道路相通。即使在三千年前，两地生活的人群彼此沟通、相互影响应当也是较为便利的。周族在商代末年迅速壮大，将汉中地区的早期蜀文化人群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并联合他们一起征伐殷商，这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且，这批人群因为在革命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进入西周以后享受了很优厚的待遇。譬如著名的宝鸡竹园国墓地，就出土了很多与蜀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器物，显示可能就是由蜀文化发展而来的一个邦国，或许正是《牧誓》中记载的蜀人的一个分支。
汉中地区的早期蜀文化人群，是由蜀地迁移而来，还是原本就分布于此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即使移民的“川军”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川军”。或许户口迁了、籍贯变了，但是文化习俗不是那么轻易改变的。三千年前的“陕西籍川军”，作为周武王伐商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灭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神话。这就是下一小节要讲述的内容了。
青铜三角援戈，商代晚期，出土于陕西城固县。这种外表呈等腰三角形的援戈，又被称为“蜀戈”，多分布于蜀地及汉中等地区，在中原极为罕见。据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尚书·牧誓》提到过和周武王一起征伐殷商的“蜀”人所用，但这些友军来自三星堆文明的可能性并不大
前歌后舞
“武王伐纣”一事在后世被赋予浓重的神圣色彩，成为解决天命更易、朝代更迭这一重大历史难题的满分标准答案。一场神圣的战争，自然会有一些不同于一般战争的神奇现象。
不少典籍记载都记载了武王伐纣时“前歌后舞”，如屈原的《天问》载：“武王三军，人人乐战，并载驱载驰，赴敌争先，前歌后舞，凫噪欢呼”；《尚书大传》载：“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惟丙午，王还师，师乃鼓躁，师乃慆，前歌后舞”；《白虎通·礼乐》载：“武王起兵，前歌后舞……”
综合这些记载可知，周武王出兵时就伴随着舞蹈和歌曲；到了牧野，在大战的前一天晚上，士兵也通宵歌舞以等待拂晓；在大战冲锋之时，仍然是歌舞不止，欢呼雀跃。舞蹈和歌曲一般意味着快乐和轻松，一场从始至终伴随着舞蹈和歌曲的战争，如果不是印度电影里的艺术表现，那一定是一场圣洁无比的正义之战。
青铜牛首车辖，西周早期，陕西宝鸡竹园国墓地出土，同时出土的文物中不少与蜀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显示其可能是由蜀文化发展而来
可如果我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看历史，就会发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是很不合乎常理的。脱去后人赋予的神圣光环，牧野之战本质上就是一场两军主力的野战。以“前歌后舞”的姿态进行战斗，而且还打赢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对方实在弱得不堪一击。
但周武王大军面对的商朝军队，绝不是乌合之众。《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连周人在其史诗中都不得不承认，在牧野之战时，殷商的军队，像密林一样陈列在原野之上，是一支严整强大的劲旅。这就否决了这种可能性。
要知道，武王伐纣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革命”这个词最早的运用，就是用于形容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汤武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即使是三千年前的革命工作，也是要流血牺牲、奋勇战斗，革命者也必须谨慎筹谋、小心行事，怎么会在大战之际载歌载舞呢？
试想，两军对阵，一方又唱歌又跳舞，另一方趁此机会冲将过去，岂不是狼入羊群、摧枯拉朽？用“得民心”“士气高涨”等理由做解释，恐怕很难说服人。即使再得民心，士气再高涨，也绝不能在大战之际做出如此轻浮草率的行为。
毕竟是“小邦周”去打“大邑商”，是一场以小搏大、以弱击强的战争，慎之又慎还嫌不够，把文艺工作做到两军阵前也过孟浪了。所以，历来学者对“前歌后舞”这个记载充满了怀疑。
而如果我们看另一些史料，会发现牧野之战的主导者周武王并无载歌载舞的心情，而是极其持重谨慎的。《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对部队的训话：“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周武王要求他的士兵在战阵之中，不要错乱步伐，走几步、打几个回合就要与周边的人对齐，不能乱了行列阵型。如此严谨整齐的阵型，连步法、击打都有严格的要求，可见周武王对此战的谨慎态度。既如此，他又怎么可能派文工团去两军对阵的战场上又唱又跳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汪宁生。汪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很短的文章（《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历史研究》年第4期），只用了大约两三页的篇幅就对此疑难问题做出了解答。上一节已经提到，周武王的联军中有移民至陕西的“川军”。
汪宁生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建者《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凌”有侵犯、进犯的意思，“歌舞以凌”，说明武王联军中的巴人军队以歌舞的方式冲锋陷阵。这种歌舞，是一种鼓噪夸张、类似歌舞的战斗方式，而非以艺术和审美为目的的歌舞。到汉高祖刘邦时，巴人仍有此习俗，曾作为汉军前锋，“锐气喜舞”，还得到了舞蹈爱好者刘邦的赞赏。汪先生通过观察近代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习俗，得出了解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思路。
云南德宏地区的景颇族和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均有在战前“歌舞以凌”的习俗。在战斗开始前，他们的先锋一手持刀，一手持色彩显现、图案可怖的盾牌，一边舞刀弄枪，一边发出吼叫，制造出紧张恐怖的气氛，然后率领部队向敌军战阵中冲去。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激励士气、恫吓敌人的战前准备，只是动作较为夸张，声音较为喧嚣，所以不熟悉这种习俗和文化的人就会认为这是在战阵前歌舞。就好像华夏民族在战斗之前擂鼓，其作用也是为了振奋士气、统一步调，但鼓也可以作为乐器。试想，如果一个完全不熟悉华夏民族习俗的人看到了这种战争习俗，他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祖先在战斗之前要演奏一曲鼓点。
“前歌后舞”的疑窦，不能说至此已完全解决，但汪宁生另辟蹊径做出的解释，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相当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汤武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牧野之战也不是穿插着大型乐舞的印度电影，如果能回到三千年前的那个甲子日，我们看到的应当是相当紧张、恐怖、残酷的一幕画面。
《周武王像》轴，南宋血流漂杵
牧野之战有多残酷，或者说牧野之战有多和谐，这是一个困扰中国人千百年的问题。很长时间里，因为人们愿意相信武王伐纣是一场正义的、神圣的革命，所以牧野之战也被描述为一场近乎兵不血刃的战斗。如《史记·周本纪》载：“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两军交战，根本没有进行多少缠斗，殷商军队就倒戈了。周武王长驱直入，商纣王众叛亲离。这似乎合乎我们对于一场圣洁之战的想象。
铜内玉援戈，商代，出土于河南新郑，长32厘米，宽6.5厘米，现藏河南新郑博物馆。该戈巧妙地结合了玉石和青铜两种不同质地的材料，为中国目前存世最早的铜内玉援戈，应为商王兵权象征而非实战兵刃。史书多载商纣王众叛亲离，开战后不久军队集体倒戈，但另一些资料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可《史记》毕竟是汉代的典籍，对一千年前的牧野之战的描写未必精准。在更早的文献里，虽然能见到很多关于牧野之战的描写，但唯独对于战斗的具体经过缺乏描述。譬如《尚书·牧誓》，只记载了周武王的战前动员，全篇止于周武王的誓词；《逸周书·克殷》对战争过程的描写，只有“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这一句话；《诗经·大雅·大明》也只是笼统地记载了双方军队的威武雄壮，对战斗过程不置一词。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史料中，对战争的记载，倾向于详细记述战争的原因、战前的准备，对战争过程一般很少花费笔墨。对牧野之战的记载也不例外。
西周武士复原图，出自《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刘永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图中武士衣、裳、舄样式出自《新定三礼图》，胄样式参考北京昌平出土实物，甲样式参考陕西长安普渡村出土实物；兵器样式参考北京房山出土实物
但发生过的事情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蛛丝马迹。《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孟子的本意是驳斥《武成》篇的错失，但却意外地为后人保留了一句早已散佚的《尚书·武成》篇的佚文“血流漂杵”。
《武成》记载的牧野之战，并非兵不血刃，并非平和优雅，而是经过了极其残酷的厮杀，最终导致血流遍地，甚至能将木杵漂起来。对应《逸周书·世俘》篇的记载，武王伐纣之战“执矢恶臣百人”“馘磿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俘虏的商朝大臣就有百人，其他俘虏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斩杀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虏和斩杀的人如此之多，与“血流漂杵”的记载正可以相互对应。
可惜《武成》早已散佚，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篇珍贵的历史文献。虽然我们看不到，但古人是看到过的。东汉时《武成》尚未散佚，王充就读过《武成》，并做出了十分精当的评论：“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漂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大规模战争，大规模战争意味着大规模杀伤，古今一理，应当说武王灭商也是如此，只不过因为后世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断神化，才出现了兵不血刃就改朝换代的叙事体系。
可是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就会产生“否定之否定”的想法。首先，《世俘》对俘虏数量和斩杀人数的记载，一定是做了极大的夸张。一战杀伤数十万，只有到了战国中后期秦统一战争中才出现。在此前近一千年的牧野之战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和人口数量都远远不如战国时期，战争的杀伤规模怎么可能如此巨大？
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其次，就算战争杀伤巨大，也不会到“血流漂杵”的程度。杵是什么，历来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是盾牌，有人说是舂米器具，但肯定是某种木制品，而且有一定的体量。
牧野是一片开阔平坦的原野，要想让木杵漂起，怎么也要几十厘米的水深，成年男子身体里的血液不过五六千毫升，即使是十万人的血液，也不过数百立方米，铺洒在广袤的平原上，不可能产生几十厘米深的积血。
正如王充所说：“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既然“血流漂杵”如此不合常理，为什么《武成》会记下“血流漂杵”这样具体生动的细节呢？
插画《摘星楼纣王自焚》近来有学者重新考察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
首先，武王伐纣之时，应当有一场持续性的大雨。《国语·周语》载“王以二月癸亥夜阵，未毕而雨”；《吕氏春秋》载“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六韬》载“武王东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其他典籍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记载。
综合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在牧野之战前后确实应当有一场大雨，甚至战斗也是冒雨进行的。其次，牧野此地，在当时临近黄河，双方军队很可能是临河布阵。临河布阵的好处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防止对方从侧翼偷袭。
在暴雨之中，临河交战，血水被雨水冲入河流。因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杀伤，血液将河水染红，也是很可能的。混杂着血水的红色河水上，漂浮着木杵（很可能就是木质盾牌），这一残酷的场景被记录下来，因此在《武成》篇中留下了“血流漂杵”的记载。
当然，还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武王伐纣是在“二月甲子”，正值冬季。如何解释在冬季出现连绵的暴雨天气呢？现在中国的中原偏北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冬季干冷，很少出现淫雨霏霏的天气。
但在商周之际，这个地区远比现在温暖湿润。根据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殷墟时代是中国较为温暖的时期，当时的黄河北岸属于亚热带气候，全年不结冰，冬天不降雪而是降雨。这种温暖的时代一直持续到西周初年。那么，牧野之战时出现连绵淫雨的天气，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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