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自襄公立国到穆公时代已经过了一百余年的发展,在这一百多年里,秦人东征西战,还一兼并了渭河、泾河流域诸戎和夏、商、周贵族后裔建立的诸侯小国,把势力发展到了黄河西岸。秦人不仅版图扩大了,而且占据着优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所以秦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国力已初步赶上关东各先进的诸侯国。
正是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秦穆公产生了逐鹿中原的野心。史载穆公把在雍州万年县所筑的宫殿称为“霸城宫”,改关中的“滋水”为“霸水”,目的是“以章霸功,视子孙珂,他在位期间尊王攘夷,重贤使能,施德惠民,整合起秦国上下之力,为的是东向称霸中原。但霸业的实现,除了内部因素起作用外,还需要有合适的外部条件一即有利于秦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可以说,穆时期的国际形势确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古代称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原,意即天下之中。自远古时代起这里就是华夏民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夏、商二代均经营于此约千年,所以,这里早已成为当时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周人兴起于西方建都于丰、镐,但灭商后为控制中原仍营建洛邑,说明中原在当时仍不失其优势地位。平王东迁后仍都洛邑,中原为天下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又再次恢复。所以,中原地区一直是周边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向往的地方。争天下者首先是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春秋中期以后的大国争霸就明显带有这个特点。
当时,列国诸侯激烈地争夺,其焦点就在于夺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权。由于周王室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并逐渐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所以昔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变成了“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但是,周王室虽然衰落了,其传统的政治影响力和习惯势力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受着旧的思维模式的制约。并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原各大国诸侯谁也没有能力独吞天下,所以便都借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来发展各自的势力旦各诸侯国的势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互之问便开始了长期的争夺霸权的战争。
秦穆公当政时期,东方的齐国正值齐桓公在位(前—前年),楚国是楚成王(前—前年),晋国则是献公(前—前年)、惠公(前—前年)、怀公(前年9月继位,在位数月为晋文公所杀)、文公(前—前年)、襄公(前—前年)在位。
齐位于今山东半岛,是武王灭商后太公姜尚的封国,都营邱(今山东省临淄县北),至桓公时经过了四百余年的发展已蔚为东方大国。
楚居秦之东南、中原之南方,受封于周成王中期,春秋时期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邦,到楚成王时期也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而成为方大国,当时势力已仲及中原。都郢(今湖北省江陵县)。
晋位于泰的东边,与秦毗邻,是武王次子唐叔虞的始封之国,至晋献公时也有了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中原北部的大国,都绛(今山西省的冀城县)。
另外位处中原的诸侯国还有郑、宋、鲁、卫、曹、许、陈、蔡等。在中原诸侯国之间或之外就是一些还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的方国部落。
郑国是周宣王同母弟郑粗公友的始封之国。郑桓公死于西周末年的王室之难,其子掘突立,是为武公。周平王东迁洛邑时,郑武公曾以兵送周平王,《国语周语》周大臣富辰说:“郑武,庄有大勋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所以在春秋初期,郑颇受倚重,武公、庄公都曾为王室卿士。郑国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中原腹地,扼守南北之要冲,所以春秋时期常是大国争夺的目标。
宋是殷末帝纣庶兄微子启的始封之国,都雎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与郑同处东西一线,亦为中原扼要之地,在春秋时期也常是齐、楚,晋、楚争夺的重点。
卫是武王弟康叔的始封之国,都故殷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其地处中原之北,东有齐、鲁,西有晋、郑,南有宋、曹,东北有燕,扼东西南北之要冲。
燕为周室近支宗室召公奭的始封之地,都蓟(今北京市附近)。因与山戎杂居,受其侵逼,故燕终春秋之世都比较弱。
陈、蔡、曹、许等国在今河南省中部及东部一带,春秋时期楚国在其南,鲁、宋在其东,晋、齐在其北,所以常常成为大国进行拉锯战的战场。
另外,在中原的东南方,还有两个早已立国但尚未发展起来的大国,这就是吴、越。吴国与周人同姓,其始立之君是周人始祖古公亶父的长子,因让贤而逃奔荆蛮,自称勾吴。周武王灭殷后,始封吴太伯后人为诸侯。自太伯传十九世至吴王寿梦时吴国始大,开始称王,时已近春秋晚期。都昊(今江苏省苏州市)。
越人先祖是夏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兄。传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史记·正义》《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世,历殷至于周敬王时,有越候夫谭,子曰允常,拓地始大,称王。”允常子即越王勾践。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其时,中原的形势是齐、楚两强争霸。齐桓公在称公继位前十七年已称霸中原,史称他“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赐之“侯伯”,周襄王赐之“九命上公”。
楚国在楚成王时国力也十分强大。早在其祖武王时(前—前年),楚就逐一兼灭了汉水以东的姬姓小国,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文王时(前—前年),又灭申、灭邓、伐蔡、伐郑,势力伸进中原腹地。楚成王即位后,公然向齐国的霸权提出挑战,从公元前年开始连续三年伐郑。齐桓公是中原霸主,自然不甘心于楚国势力伸及中原,于是便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联合中原诸侯(鲁、宋、陈、卫、郑、许)借伐蔡之机于公元前年挺进楚国兴师冋罪,齐相管仲以楚国不贡苞茅于周天子及当年周昭王南征不返两个罪名指责楚国,楚国态度强硬,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齐桓公看兴师问罪的目的已经达到而楚成王也看到诸侯联军阵势强大,于是齐、楚两强达成妥协并缔结盟约即昭陵之盟。然而昭陵之盟只是揭开了齐、楚争霸的序幕,此后十余年间,齐、楚多次争夺于中原的郑、宋一线,郑不得已,只好楚来依楚,齐来依齐,摇摆于两个大国之间。自公元前年齐桓公和管仲相继去世以后,楚成王实际上已成为中原地区的真正霸主,他北上彻底征服了郑国,使郑国坚决依附于楚;东向又于泓水一战打败宋国,使宋襄公一度想继齐桓公为霸主的梦想彻底破灭,一时中原诸侯都唯楚国马首是瞻。
就在齐、楚争霸方酣之时,晋国正遭受十余年的内乱困扰。
晋国是同秦国毗邻的一个诸侯大国。在秦穆公前期,秦同南方的楚国交往还不多,当时楚正致力于江汉及淮河流域的开拓和北上与齐争霸。因此,同处于其西北方向的秦国矛盾尚不突出。但晋国则不同,秦、晋两国壤土犬牙交错,往来交通使利,所以秦国要向东发展势力需要面对的强敌唯晋国而已。晋国早在晋文侯(前—前年)时代就曾趁周王室内乱之机掠夺了不少周室土地,其中向西即越过黄河进入河西,灭韩(今陕西省韩城县韩原一带)服郑(古郑县在今陕西省的华县),拓地至华山的西麗。向东据有汾河中下游地区。晋文侯死后,晋公室分裂为二,国势一度中衰,直到公元前年晋曲沃武公以武力兼并晋公室后,晋国才复显强盛势头。等到晋献公即位后,又进一步统一了内部,加强了君权,扩充了军队,于是便全力对外扩张。《左传·公二十九年》记女叔侯说:“虞、號、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晋以是大”,“武、献以下,兼国多矣”,意思是说晋国是靠吞并这些姬姓小国和诸戎部落后才强大起来的。尤其是晋武公、献公以后兼灭国家最多。《韩非子·难二》记载“晋献公兼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史记·晋世家》云此时晋国势甚强,四边保有河西与秦国接壤,北边与狄人为邻,东方一直延仲到河内(黃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地区,即今河南省北部),南到黄河以南,控制着函天险。
在晋国开括的疆土中,河西与崤函两地对于秦的发展关系重大。河四之地本来就与关中泰地相连,蔚为一体,晋据河西犹如在秦国心脏插入一把尖刀,晋可以以此作为进攻秦国的军事基地或者说桥头堡;而崤函则是秦东进中原的主要通道,它的归晋,犹如秦之肘腋之患。
穆公元年时(前年)曾趁晋乱东伐茅津之皮(在今河南省的陕县西北),并就东道之地理形势作了一次军事性的探险。据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邵县图志》记载:崤函地区“东自蟠山,西止渣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全长三百二十华里,自古便是形胜险隘之地。这里削有姒峨峻拔之秦岭,北有滔滔东流之黄河,山河之间即是深险如函之小路,因称之为函谷(战国时泰筑关于此称函谷关),所谓“骑不能连辔,车不能方轨”。函谷之东即东酉二山(在今河南陕县南),“自东至四崤三十五华里,东崤长坂数里,峻草绝润,车不得方轨;四崤全是石坡十二华里,险峻不异东崤”。
晋先于秦控制殺函天险,似乎是宜告了秦穆公东向争霸中原梦想的破灭,但是,晋献公末年的一场王室内乱却为秦提供了向东发展的契机。但要成功地干涉诸侯事务,自己首先必须要有实力,否则将会与机遇失之交臂。
秦穆公之前的齐桓公、楚成王,秦穆公之后的晋文公都是在整顿好内政以后才致力于干涉诸侯的霸业的。同这个时代的其它几个霸主一样,秦穆公也有一套集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为一体的争霸战略。
这就是政治上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并广招贤才,厚施于民,整合起全国上下之力。经济上重农通商发展经济,以为争霸战争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外交与军事上因晋强秦弱而采取“和晋”政策,寻找机会发展秦人势力以驱逐晋人于河西。后来在崤之战后与晋关系破裂而不得不采取联楚制晋、西向图戎战略。
资料来源：秦军事史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