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为什么叫“春秋”而不叫“夏冬”？这来源于一部叫《春秋》的著作。在当时，列国史记都被统称“春秋”，比如《墨子》就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百国春秋”。不过，因为秦始皇焚书，百国春秋均已失传，唯一幸存的就是鲁《春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鲁《春秋》是经过孔子编订的，所以被奉为儒家经典，也就是五经之一的《春秋经》。那么，《春秋》为什么又叫“春秋”呢？于省吾先生在《岁时起源初考》中认为商朝一年只有春、秋两季，而无夏、冬两季。尽管在《春秋经》里，已经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然而古人对于春、秋两季，仍然是更为重视的。《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说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所以“春秋”两季，实际上是作为一年的代称。西汉的儒家学者为《春秋经》作《传》，对《春秋经》予以补充解释，这就是《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今天仅存《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也就是十三经其中的三部。三传的经、传是合为一体的，因为版本不同，经的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三传的经开始的时间都是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年。但是结束的时间不同，《左氏经》的是前年鲁哀公西狩获麟，而《公羊经》《谷梁经》结束时间是前年孔子去世。《春秋三传》的结束时间也不同，其中《公羊传》《谷梁传》与其《春秋经》一致，为公元前年；而《左氏传》则一直到鲁哀公最后一年，即前年；其中内容则一直叙述到前年晋国韩、赵、魏三家攻灭智氏。因为《春秋三传》各自的起讫时间不同，所以历史学家对于春秋时期的断代也有争议。如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春秋时期为公元前—前年；清人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认为是前年—前年勾践灭吴，清人马骕的《左传事纬》认为是前年—前年。如果再考虑上承西周、下启战国的话，观点则更是众说纷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近人郭沫若的说法，以前年至前年为春秋时期，前年周元王元年为战国开始。70年代末史学家对这一断代提出异议，金景芳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提出以前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理由是前年三家灭智这一事件，事实上奠定了战国七雄的基础，并且勾连了《左氏传》和《资治通鉴》这两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第一年是前年三晋立诸侯，然而也追溯到了三家灭智之事。金景芳先生观点相对于以往的诸说无疑更符合现代史学观念，也被越来越多学者所接受，笔者也主张这种断代方式。春秋和战国的分期为什么很重要？虽然它们经常被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然而春秋和战国的区别，可以说比战国到明清两千年还大。郭沫若先生把三代至春秋叫作奴隶社会，把战国到清朝前期叫作封建社会。这种概念未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还是整体把握住了春秋战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性质。简而言之，三代至春秋的国体是贵族封建制，社会主体是族群城邑；战国至清朝则是皇权郡县制，社会主体是编户齐民。春秋战国正处于这个过渡期。春秋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霸权迭兴”。西周的灭亡，导致周天子实力一蹶不振，华夏国家呈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南方的楚人与北方的戎狄开始对中原发动进攻，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形势危急可以说悬于一线。就在这个时候，齐桓公最先站了出来，“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不是天子而胜似天子，这就是“尊王攘夷”的所谓霸主，也即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霸权迭兴，是春秋时代颇有特色的一种政治格局。古人一般把春秋霸主称为“春秋五霸”。比较早的说法，是战国人说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汉代开始有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的说法。相较而言，前者更能概括整个春秋史，或者把春秋霸主放大到齐、晋、楚、吴、越五国也未尝不可。但后者也有一定依据，春秋中后期中原诸侯已经进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时代，而吴越两国的霸业不过只是昙花一现。春秋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家，除了周天子的周（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之外，还有太史公立传的诸侯，他们分别是：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燕（都蓟城，今北京房山）、蔡（都上蔡，今河南上蔡）、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陈（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杞（都杞，今河南杞县）、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晋（都曲沃，今山西临汾）、楚（都郢，今湖北荆州）、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此外比较重要的的，还有虢（都上阳，今河南三门峡）、许（都许，今河南许昌）、莒（都莒，今山东莒县）、邾（都邹城，今山东邹城）、滕（都滕，今山东滕州）、徐（都徐，今安徽泗县），等等。春秋时期的这些国家，大约呈现四种发展轨迹。第一种是齐、晋这种中原诸侯，因为尊贤尚功，春秋时期国力强盛，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然而终于被异姓卿大夫取代，位列战国七雄；第二种是鲁、郑这种中原诸侯，因为尊尊亲亲，同姓贵族势力强大，国力衰落以至于灭亡；第三种是吴、越这种边缘诸侯，春秋后期国力一度强盛，然而后劲不足，终于只是昙花一现；第四种是秦、楚这种边缘诸侯，注意强化君权也同时改革奋进，同样位列战国七雄。正如前述，春秋中后期北方进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时代，所以一些国家的卿大夫实力超越了诸侯，他们一方面在诸侯“国”任职，一方面有自己的领地“家”，所以实质上与一国之君无异，也是春秋时代的风云家族。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周国的刘氏、单氏，齐国的田氏，鲁国的“三桓”仲（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晋国的“六卿”韩氏、赵氏、魏氏、智氏、中行氏、范氏，郑国的“七穆”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春秋淹城遗址与“华夏中国”相对的，还有所谓的“蛮夷戎狄”。“蛮夷戎狄”并非严格按照东南西北的方向排列，而是往往与华夏中国犬牙交错。三代春秋的国家是国野制而非领土制，国就是城，城内人和城郊人被称国人，国人以外则是不属于本国的野人。野人与国人是一种松散的关系，野人或臣服于国人而纳贡，或敌对于国人而攻杀，“蛮夷戎狄”也属于野人的范畴。所以“蛮夷”实际上更多是政治的对立而与血缘无关，华夏边缘的秦、楚、吴、越就常被视为“蛮夷”。叙述春秋历史的主要史书，最一手的就是春秋金文，然而这些资料太少。所以最重要的依然是《左传》（《左氏传》）。这是传世文献中记录春秋历史最客观翔实的，我们的春秋史故事主线也以此展开，并以其为依据校正其他史料中的错误记载。至于《公羊传》《谷梁传》以释经为主，叙事部分不多。然后是记录西周、春秋史的国别体史书《国语》，不主叙事而主记言，也是春秋史重要史料，某些事件记录比《左传》详细，但整体可靠性不如。接着是东周诸子记录的春秋史料，这些史料更多是为阐明作者政治主张，可靠性就更低了。太史公《史记》为春秋不少国家和人物立传，然而因为成书太晚，也有不少传说性质，甚至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越绝书》《吴越春秋》，是东汉越人撰述的野史小说，对于春秋吴越史事描述较为精彩，不过相应史料价值也就更低。至于《东周列国志》则是明清演义小说，可以说完全不足为据了。参考文献：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童书业：《春秋史》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北京晚报》《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achildren.com/sstx/6821.html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