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文地理知识缺乏，古人将所居之地视为“地之中央”，也即“地中”，称呼其他区域为东南西北四方。当“地中”与国家合为一体时，也就形成了“中国”这个初始概念。
上个世纪出土的何尊，是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国的文物，其中铭文提到周武王“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安定）民”，这是文献中最早的“中国”，说明商末周初时已有“中国”概念。
问题在于：何尊之前，还有没有更早的“中国”？现代考古改写认知，最早的“地中”可以追溯到年前，最早的“中国”最晚出现于年前。与此同时，“地中”与“中国”这个概念的背后，反映出了中华文明逐渐发展、一脉相承的特性。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位于山西临汾襄汾的陶寺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尧都平阳”，在官方宣传材料中，称之为“最早的‘中国’”。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陶寺遗址早已进入国家时代，其次存在“地中”文化，接下来重点说一说陶寺的地中文化。
年，在陶寺遗址中期（距今—年）王族墓地中，考古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8厘米，复原长度.5厘米，上面标有刻度，对应不同的节气。其中，圭尺上的第十一刻度非常特别，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学者何驽考证发现，第十一刻度对应的就是“一尺六寸”。
周礼记载，周朝地中的标准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即夏至日正午日影在圭尺上的长度“一尺五寸”之地为“地中”。但周髀算经记载，“一尺六寸”才是“地中”。
清华简保训记载，上甲微（商朝先君）认为尧舜时的地中不正确，于是“追中测影”，最终以嵩山为地中。通过中国古代厚重的天文观测材料可知，嵩山一带的夏至日影为“一尺五寸”。
值得一提的是，嵩山所处的位置，正好是陶寺遗址与西水坡遗址的中间点延伸出去的线上。因此，上甲微以嵩山为地中，原因可能就在此。
由此可见，周髀算经中的“一尺六寸”，是尧舜时代的地中标准，周礼中的“一尺五寸”，是上甲微之后“地中”标准。再结合陶寺遗址的木胎漆绘圭尺来看，陶寺先民显然已有“地中”概念。陶寺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又有“地中”概念，自然也就会出现“中国”概念。
西水坡遗址：最早的“地中”？陶寺遗址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主要在考古上的疑问，而有一个现象却极为特殊，即它与相隔公里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竟然几乎处在同一条纬度上，即西水坡位于北纬35°44′，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52′。
问题在于，西水坡遗址距今年左右，陶寺遗址距今上限为年，为何陶寺遗址的纬度与西水坡几乎一致？
西水坡先民天文发达，出土了青龙星象、白虎星象、北斗星象图，还出土了用于立表测影的“表”。我们都知道，同纬度日影长度一致，因此西水坡遗址的夏至日影长度必与陶寺遗址基本一致，也即“一尺六寸”。由此可见，西水坡先民必然已经知道“一尺六寸”。
与陶寺相距40公里的周家庄遗址，位于北纬35°49′，与西水坡、陶寺也基本处于同一纬度。该遗址始于仰韶文化中晚期，更接近西水坡时代。那么，周家庄遗址为何与西水坡几乎处于同一纬度？
因此，西水坡先民已有“地中”概念，周家庄先民、陶寺先民是特意选址影长“一尺六寸”之地筑城，最终传承了下来，先传于周家庄先民，再传于陶寺先民。
当然，“地中”标准是由政治霸权中心确定的，也有赖于政治强权的维系，西水坡之后的多年，信奉“一尺六寸”的势力可能实力不强，这一标准也就难以推广，陶寺势力崛起之后，“地中”文化开始真正影响中国，并一直影响到中国知道“地圆说”之前。
距今年左右，中国已经进入邦国时代，当时先后出现红山古国、河洛古国、良渚古国等等，但这些古国有没有“地中”概念与标准，如今并不能确定。因此，陶寺遗址之前，有没有“中国”概念，至少考古上还没有确切证据，故而如今称陶寺为最早的“中国”。
陶寺遗址之后，“地中”关乎历代政权合法性，但“地中”也出现迁移，由“一尺六寸”转变为“一尺五寸”。因此，夏朝中晚期到唐宋时的都城，基本上都在“一尺五寸”附近，或直接就在嵩山附近，其中商朝前期在郑州一带，中期之后迁都安阳（末期陪都在鹤壁淇县的朝歌），又回到了“一尺六寸”标准的附近。值得深思的是，尧舜禹一脉相承，夏朝早期应该也以“一尺六寸”为地中，那么夏朝早期都城是不是在晋南？
总之，地中文化始于年前，在距今多年的尧舜时代，地中与国家合为一体，于是形成了“中国”概念，此后一直传承到今天，由此也可见中华文明的确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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