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
《诗经·卫风》中有一首短诗：“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意思是谁说黄河宽又广？一叶苇筏就能通航。谁说宋国很遥远？踮起脚尖就能望见。谁说黄河广又宽？难以容纳小木船。谁说宋国很遥远？一个早晨就能到达。
《河广》，好似电影主人公一段精彩独白，正话反说，夸张之语难遏思乡之情，看似自相矛盾，实则另有隐情。
反常之处，必有“蹊跷”。距离不“远”，旅程很“短”，借苇筏或小木船渡黄河，分分钟的事。是什么让思乡者欲归不得望河兴叹？又有什么难言之隐？
诗短情长，留下巨大空白，背后隐藏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呢？
解开谜团，要从《河广》诞生背景说起。
公元前年，北方狄人沿太行山入侵卫国。主政的卫懿公治国无术，还很奇葩，他将一些仙鹤封为“将军”“大夫”，每逢出游，仙鹤享受豪华专车，分班随从。为养鹤，他还向老百姓加派粮款，人们怨声载道。
狄人乘机南下攻卫。卫懿公下令臣民抵抗。老百姓说，还是让您的鹤将军上阵吧，卫懿公身死国灭。后卫国迁都楚丘，直到卫文公接任才算稳定下来。
再回到这首小诗，眺望宋国者是谁？她是不是《河广》作者？单从字里行间，我们很难看出端倪。
好在，给《诗经》作注的郑玄给出了答案：“宋桓公夫人，卫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义不可往，故作是诗以止。”
照郑玄的说法，身为嫡长子的宋襄公出生后，宋桓公与夫人断绝婚姻关系，夫人被迫返母国卫国定居。之后不能返宋与儿子宋襄公团聚，原因是受制于“出妻”之礼。宋大儒朱熹也持此观点。那么宋桓公夫人为何被桓公休弃呢？
《史记》并无宋桓公与夫人离异的记载。郑玄说的桓公出妻之事成了孤证。后人只能自行脑补，将这个故事合理化。
当代《睢县县志》记载，相传北狄犯卫，宋桓公夫人要回国助哥哥复国。宋桓公不允，威胁要废掉她的正室之位。宋桓公夫人非要归国，宋桓公一气之下送她回卫，并不准她再入宋国。
问题又来了，春秋宋国都城在如今的商丘，卫都城在朝歌（今淇县）。查阅春秋历史地图会发现，淇县在黄河以北，商丘在黄河以南。
假如宋桓公夫人计划从淇县出发，去商丘与儿子宋襄公团聚，必须南渡黄河，她在诗中喟叹“河广”，顺理成章。
宋桓公夫人会在公元前年自卫入宋吗？狄人南侵后，朝歌已成废都，宋桓公夫人不可能冒风险前往废都定居，后来的卫都，都坐落于黄河南岸。也就是说，当时卫宋国都都在黄河南边，渡河之说不成立。《河广》所说，很可能并非写实。
但《河广》却从黄河说起，符合诗经“赋比兴”惯用手法。可见河广仅是起兴由头，有一个比虚拟的横渡黄河更大的现实难题，横亘于宋桓公夫人面前，以致她望河兴叹。这首诗写作上大量留白，体现了《诗经》的含蓄之美。
宋桓公夫人归卫的真正原因不好臆测，但骨肉分离，母子不能相见是事实。同样思念母亲的宋襄公，肯定非常作难，接回母亲违背君父生前意愿，不接回母亲吧，不孝。为此，他想了个两全之法——在离卫国最近处修筑望母台。筑台之地，名字曾为乌巢乡，显系取乌鸦反哺意。望母台遗址，至今尚存。
宋襄公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楚宋“泓水之战”中太讲“武德”留下的“迂腐笑柄”。
公元前年，宋襄公领兵与楚国在泓水作战。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布好有利阵势，大臣建议，趁楚军渡河时消灭他们。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能趁人渡河之时攻打呢？楚军过河，在岸边布阵，大臣又建议，可以攻击了。宋襄公再次拒绝，待楚军从容布好阵势后才下令攻击，以致大败。宋襄公不久死去，安葬于望母台旁。
春秋礼崩乐坏，进入“比谁的拳头硬”的丛林时代，宋襄公踽踽独行，尊重游戏规则，执着追求“孝、义、信、仁”。他被誉为春秋“最后一名贵族”。司马迁对他评价很高：“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司马迁所言非虚。宋襄公是宋桓公嫡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他被立为太子，但他竟恳求父亲，要把太子之位让给庶兄目夷，目夷跑到了卫国，宋襄公让位之举才没实现。襄公继位后，又将目夷请回担任相国。宋襄公集忠孝、仁义、诚信、礼仪等传统美德于一身，在豫东商丘留下许多故事，被后世视为“仁义孝悌”的典范。
《汉书·地理志》说：“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厚重多君子。”追慕先贤仁义厚道的君子之风，自古即深深融入商丘（包括睢县）百姓生活中，沉淀成“商丘好人”的群体文化基因。
当下，睢县为弘扬忠孝的传统美德，投资在思母台遗址上重修宋襄公望母台，新修的望母台占地40余亩，景色清幽，庭院清雅，已成旅游胜地和传承传统美德的教育基地。
我徘徊在望母台上，仰望着身边高大的宋襄公塑像。他倔强地眺望着远方，仿佛在倾听来自母亲的声音。流传千古的《河广》，见证着这对母子的隔空思念，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血脉相连的亲情：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对母子深情的歌咏，一直传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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